2012年8月14日
最近读到多篇文章报道，前台湾的“总统”就当前钓鱼岛的紧张局势表示，钓鱼岛不是中国的领土，是属于日本的。于是，日本各大报纸纷纷大字标题，給于刊载，大力宣传。这一消息把我周围的华人气坏了，大骂李登辉不是东西，是当前最大的汉奸。我则表示：李登辉不是什么汉奸，他本身就是日本人，是日本驻台的一个刑警的私生子。这是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先生亲口对我说的。具体介绍如下：
1995年2月10日，笔者经陆铿先生介绍和妻子海珮春到台北荣总医院拜会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先生。笔者直接了当地对他说：
“将军离开大陆几十年，不想回去看看？”
“想啊！想死了！天天想！但是不成啊！问题不在那头，而是在这头。有人会抓到这一件事，给你歪曲，造成新闻，把它政治化，再加上一个罪名。例如，我于前年去了一趟俄国，就有人立刻造谣我绕到到大陆和共产党私通，企图把我组在境外，幸我消息灵通，先去美国和老太太（指宋美龄）在一起过了我的生日，过完双十节，改道从纽约搭华航返台北，给他们来了一个措手不及。”（见95,3.5日信报）
接着我问：“您对李登辉的看法如何？”
“李登辉？他根本不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的。”
“您这样说，有证据吗？”
“当然有，我不怕别人说我造谣。李德辉实际上是日本驻台的一个刑警和一个台湾妇女的私生子。后来他回日本，该女人和一个台湾的姓李的结婚，李登辉改性李，成为台湾人。这一世人所共知的了。李登辉比谁都清楚。想把台湾脱离中国，是日本的国策。
关愚谦
2012年8月10日
诸位读者，伦敦奥运会已经近尾声了，我是一个运动迷，为了看这届奥运会直播，在书桌上装了三个电视屏幕，一收CCTV5，二收上海体育节目转播奥运实况，三收德国第一第二轮番的报道，真是过瘾，唔觉得，中国名列第二，应该心满意足了。拿第一的滋味并不好受，你不是美国那种自由世界，你强调一切都由党的领导，然后又给自己脸上涂那“道德”的金环，好像自己高人一等。结果，人家反而为我们运动员辩解，批评奥运会总裁判，你凭什么取消国家女子羽毛球队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国家女子羽毛球队运动员于洋和王晓理为了准备下一场比赛的胜利，在比赛时策略性地让球，看球的观众觉得不过瘾，纷纷抗议，国际奥运总裁判最后决定，这种做法违背奥运精神，取消了她们的资格。没想到，中国奥委并不为此边界，竟接受裁决，总教练李永波只好承认“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24小时后，于洋也不得不表示“没有遵循奥运精神”，王晓理也说“我会通过后面一系列的比赛，在每场比赛中都会全力去打、去拼，给所有的球迷展现一个我们新的面貌”。
于是国内一些媒体开始批评起李永波来，说他的让球策略，“让不少人都感到不能与中国羽球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相符。作为中国羽毛球总教练，李永波难辞其咎”。乍一听，中国人的确了不起，既谦虚又主持正义，但是，我关愚谦，身在国外，并不以为然。
我有一种感觉，在国内目前出现一种下意识的崇洋媚外，好像在西方，一切都是好的，他们讲正义，讲人权，有理性。有的中国报纸写到：“体育是什么？在英语中，体育叫“GAME”。是为了强身健体，是为了寻找快乐。人们参加并乐于其中的奥运会，如果被过多地赋予了国家与地区的荣誉，越来越多地渗透金牌至上的观念，就会出现视失败为耻辱，以冠军为国尊的“纯粹金牌主义”。官方新华社更发表文章批评李永波的“恶意战略”。文章说，“把高尚的精神丢弃一旁，采用“恶意战略”谋取金牌的行为，在质疑中最终倒地。”。
读此文章，我感到肉麻，好像只有我们中国才是金牌至上主义，人家西方国家是为了GAME。是这样的吗？我最近在汉堡閲读了欧洲、亚洲、美国几家大报，体育版都在吹嘘本国运动员的夺牌成绩，如何如何了不起；拿金牌选手的那种兴奋，不可一世，令我这旁观者都为之动容。我从未听说过，友谊第一，金牌让人。
我这里介绍一篇最近读到一篇很有意思的西方人的文章“为金牌输球错了吗？”摘录如下：
《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就中国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严厉自我批判，发出这样的疑问。国际舆论似乎更赞同“程序正义”。在奥运会自行车男子团体赛中，英国利用“故意摔倒”战术获重赛资格，并击败法国晋级。美国女足的老资格前锋阿比·瓦姆巴赫(Abby Wambach)曾说，“没有人因为你赢得小组第一名而给你任何奖励。”从瓦姆巴赫到田径100米冠军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到賽马拉法尔卡(Rafalca)，所有奥运选手的目标都是为最终赢得奖牌。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他铺路。
因故意输掉分组阶段最后一场比赛而被取消资格的中国女子羽毛球选手，为什么会有人对她们的策略愤愤不平？这些羽毛球选手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踏过界线，沉沦到了腐败的范畴？她们得出结论，输掉那场比赛将是自己赢得奖牌的更佳路径，这有什么错？和一名在预赛中以巡航速度抵达终点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一名为了节省能量用于决赛、而在半决赛中慢跑冲线的赛跑运动员相比，这有什么区别？
德瑞克·基特(Derek Jeter)是一名职业棒球最优秀的击球手。在某些重要比赛的环节上，他在踏上本垒板时抱有击而不中的明确意图。 回到休息区时，还会得到队友们的祝贺。因为制造了暂时的失败，可能成为明智战略的最后胜利。
就羽毛球而言，这几对选手的最终目标是清楚的：赢得金牌。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是什么？无非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避免与最优秀的对手遭遇。在研究了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比赛安排后，这几对选手看到了一个机会：她们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就有望获得一些重大优势。人们甚至可以说，她们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才是愚蠢的。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所谓“始终全力以赴”的这个说法，或者你可以想象出的某个过于活跃的少年棒球队教练在赛前吐出的陈词滥调，基本上都是西式的修辞。正如英国人在过去两周里急于提醒我们的那样，公平竞争和运动员精神的概念是在这里发明的。但是，那究竟意味着什么？费力赢得一场无意义的比赛，只为加大自己此后比赛的难度？
这几对羽毛球选手正是这么做的，而这一理论在每一个比赛项目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有时候，一名自行车赛选手会放慢速度，以帮助队友坚持到终点。有时候，一支篮球队会让不那么优秀的球员上场，以便提高在下一个赛季得到较高选秀权的几率。
那些抱怨买票不是为了看这种表现的球迷，没有看到运动员眼中的大局。比赛选手的主要义务是利用对自己最有利的安排赢得奖牌。她们为了在比赛中有出色表现而训练，但更重要的是，她们为了赢得奖牌而训练。周二，输掉比赛赋予她们赢得奖牌的最佳机会。如果球迷们仍然愤怒，发泄怒火的对象也应该是造成这种情形的组织者，而不是运动员。
诸位读者，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宣传口号我已经听了几十年了。从宏观来看，它没错，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从微观的个人和小组的比赛角度来看，当然是胜利第一，金牌第一。中国奥运领导应该为女子羽毛球队去伸张正义，据理力争。
在西方还有不少讲正义的人
中国在这次伦敦世界奥运会上冒出来了一个游泳女小将十六岁的叶诗文，她在400米混合泳比赛中夺冠，并打破世界纪录。次日的西方媒体叫好的不多，反而纷纷质疑叶诗文的成绩合法性，并加以攻击说他服了什么兴奋剂，此起彼伏。英美的权威机构成为主力，如美国CBS（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美国globalpost新闻网，英国BBC广播电台，英国《每日邮报》，英国ITV新闻网，英国《每日电讯报》，澳大利亚 SBS电视台等等，其它德法意媒体也立即跟上，形成了一个西方大国反对中国十六岁游泳小将叶诗文的大合唱。这不但激起国内舆论的气愤，也引起不少西方正义人士出来为叶诗文打抱不平，有的批评得相当激烈。我现在从欧洲的报刊上摘录几篇如下：
1，对一些成绩卓越的运动员、尤其是打破世界记录的运动员给予严格的化验尿检是合理的，但是，胡乱猜测、无根据指责，是不负责任的。（比Arno Nühm）;
2，美国人永远高高把自己挂在月亮上。当美国游泳健将Phelps打破世界纪录、获得金奖时，你们教练从不质疑，而当中国游泳小将取得优异成绩时，你们美国教练就不等待检验结果就如此质疑，这又是为什么？（瑞士Swanie）;
3，有的媒体仍用冷战方式对待中国运动员，把他们和共产主义联在一起。叶诗文回答得好：游泳是我的爱好，我的职业。显然，她的收入绝没有像我们的德国运动员那么多，但她把游泳当做自己的事业。在这点上，德国人应该向她学习。（德optional Opa）
4，中国小将叶诗文打破世界记录，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的杂音来提出质疑。她接着再次在200米泳上获得金牌，说明她的天才。她比那些抱有成见的媒体记者自信得多。（英ROLAND）
5，这是给西方人丢脸。我们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各个方面，永远抱着成见和傲慢，过去中国穷，我们西方就对那里的共产主义假装怜悯；现在中国人富了，有信心了，我们又开始不知所措，胡乱猜疑。他们的工资比我们低，做出的成效比我们高，我们就谴责共产党中国是如何可怕。据我所知，多数的普通中国民众并不这样认为。任何国家，政府和百姓都是有矛盾的。在中国，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见得比我们民主国家厉害。（荷spiekran）
6， 西方做得太过分了。西方报纸一再报道，叶诗文的游泳速度超过男运动员Lochte und Phelps，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导，挑起误会。在200米混合决赛时，她在第一和第二轮，还是落后的，只是越游越块而已。为什么我们对第二名的立陶宛15岁女小将不予质疑，多年前德国游泳女小将弗兰西斯卡十四岁夺冠时，也不予质疑，现在对叶诗文就如此敏感，这是不公平的。在叶诗文的身体上，我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食兴奋剂后的肌肉膨胀，我对她毫无怀疑。（荷sveniss）
7，我不相信她用过兴奋剂。她的身体造型非常自然，而且身上还留有些婴儿瘢。她是一个天才，而且技术上的训练很到位。在游泳上有时技术比力量还重要。我们在其他游泳健将身上也发现这样的特长。（德drumdidum）
8，停止你们的质疑和喊叫吧！如果叶诗文是个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就不会有人说什么，十五岁的游泳天才，在我们西方都出现过，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质疑。现在在十四亿的中国人中，开始注意培养天才，出现叶诗文这样的奇童，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只能在西方允许出现，在中国一出现，就如此怀疑，我们西方人中，还应该好好想想是不是有歧视的心理状态。（英Fletcher）
9, 人的体质和基因是不一样的。有的基因和体质就是适应水和游泳。动物也是如此。我家有六条可爱的小犬，来自一个母胎，其中有一个游得特别快，对此犬有成见的记者，大概也会指责它服了兴奋剂？（德PHILLIPS ratxi ）
10，有的人往好处想，有的人总往恶处想别人。在我们社会里的一些记者往往失去原则，迎合读者心里去写东西，这真令人悲伤和遗憾。就例如对待中国游泳小将叶诗文，缺乏己见，美国游泳教练无根据地说她服兴奋剂，我们媒体就跟着抹黑，这真是一个社会悲剧。现在，英国奥运会主席莫伊尼汉辟谣了，把他们自己弄得很被动。（德 RUDOLF）
诸位读者，我们这些常住在欧洲的华人，包括从香港和台湾来的，绝大部分都向着中国的运动员，尽管平时对中国的社会有很多批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当西方媒体，有成见的对待中国运动员的时候，他们非常打抱不平。从笔者本人来说，一方面为来自祖国的运动员叫好，如我们好几个华人朋友一起观看焦刘洋参加女子200米蝶泳争夺世锦赛冠军赛，大家最后几乎紧张得把嗓子都喊破了支持她。结果她以2分04秒06的成绩夺冠，并打破奥运会纪录。我们大家非常高兴。
但另一方面，说老实话我也不希望中国太过于突出，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最强，拿50个金牌，世界第一最多，其他国家的人并不见得赞扬你，有时会望而生畏，适得其反。
估计这次奥运，中国拿金牌总数会输于美国，笔者倒也心安理得。至于说，英国这次主办的奥运会，其开幕式竟有一些华人朋友大为赞扬，说他有人情味，人性化，主题是突出英国的POP音乐在世界上的影响。笔者忽然发现，他们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港台或是西方生活的那一代人。的确，那时候，英国的BEATLES（披头士）等等现代乐队，红极一时，席卷全球。但是，笔者认为，奥运会是世界性的，要为全世界人所接受，要有历史价值，希腊和中国奥运会的历史意义.
关愚谦
2012年6月28日于德国柏林
吴: 潘基文秘书长通知我7月20号要到纽约，和我的前任沙祖康大使交接，8月1日正式上任。
关: 您将负责哪方面的事务？
吴: 经济和社会事务。
关: 这可是一个很重的任务。
吴: 这个涉及到全球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
关: 不得了的事情。联合国现在共有几位副秘书长？
吴: 现在，副秘书长有十几位，副秘书长级的官员就更多了。
关：世界大事，除了联合国大会讨论外，秘书长决定的事务是否还要与副秘书长开会协商？
吴: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一个权威的答案，因为我还没有上班。据我了解，联合国的大政方针是经过秘书长征求各方意见后提出的。如今后5年的改革方案，潘基文秘书长提出前需先征得各个副秘书长和联合国附属机构负责人的意见。我知道，联合国秘书长和主管副秘书长定期举行例会。作为一个副秘书长，在自己的领域里有很大的决定权。当然，重大问题需向秘书长报告。这点和其它的国际组织甚至是国家政府的运作是差不多的。
关：您是何时得知自己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消息？
吴: 获悉这个消息时也很意外，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3月份才知道。是中国政府建议，推荐我去接替沙祖康大使，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只是一个推荐，决定权并不在中国，因为联合国是一个国际组织。5月9日我又到联合国接受了面试，有点像进京赶考一样。
关：不及格还不行。
吴: 如果联合国觉得我不合格，自然不会录取。按照中国的惯例，60岁就该退休了，所以我60岁还“进京赶考”是有些意外。而且考我的人都不是白丁，4个副秘书长级的联合国高官担任考官。
关：提出各种问题，涉及世界大事？
吴：考试前，我确实心里没底。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那就是现在的中国外交官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中国外交官主要关心的是驻在国和中国间的政治关系，现在我们的外交官熟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涉猎的领域较之从前广泛很多。过去很少有人考虑粮食问题、淡水问题、矿产问题，都是专家研究的课题。还有类似扶贫减灾、保护森林等问题，和联合国的经济社会事务是相通的，我虽然心里没底，但他们工作的领域我都有所涉猎，不是一无所知。
关：请您谈谈被任命后的感受？
吴：五味杂陈。首先是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外交战线有很多经验丰富、优秀的外交官，没想到会是自己。第二，从一个双边关系进入一个多边领域，这是一个挑战。第三，我意识到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是代表国际组织，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在工作。当然包括中国的利益，但是还有其它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第二，我身边的同事不是本国公民。初步了解了一下，我的两个副手，助理秘书长，一个是奥地利人，一个是巴基斯坦人。我的新闻秘书是个美国人。我所在的经济社会部大约有500多人，来自世界各地。第三，工作方式要转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有一套自己的程序。而联合国有联合国的文化，有联合国的工作方式，是需要适应的。今后我将面对崭新的工作环境、崭新的工作方式和崭新的同事群体，这是一个挑战。
关：这委任不但对您本人来说是件大事，对中国来说也是件大事啊！
吴：我也确实感到高兴。今天是6月28日，历史上的今天发生过一件涉及中、德两国的大事：1919年，在法国签署了《凡尔赛合约》。当时会议决定，德国承认战败，把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团不同意，但被否决。中国作为战胜国拒绝签署。当时中国代表团无可奈何，给国内写了个报告。其中的几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弱国交涉，始争终让（一开始我是争的，最后非得让），几成惯例。如此次签约，我国今后将无外交可言。”中国代表团退而求其次，要求在会上说明协约不影响今后对山东这块殖民地的重议，又被否决了。中方随后争取在合约附件中加入有关条款，还是被否定了。中方最后争取在签署条约时发表相关声明，依然遭到否决。这就是所谓的“始争终让”，退无可退。条约签署至今将近100年，今日之中国与当初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籍的外交官可以到联合国负责全球的经济和社会事务，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或者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是国家的荣誉。对比1919年，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官都是学富五车的人物，但因国家太弱，无法进行外交。现在不同了，所以我感到自豪。
关：您这个职务对一个个人来说，可遇而不可求，全世界有70亿人口，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的又有几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已经是放眼世界的国际大人物了。
吴：我应该往这方面去努力，这样去做，但能否做到，还很难说。没有做过的事，我不会说太满的话，因为我确实没有底；但是我做过的事，我有把握告诉你，我行还是不行。
关：经济和社会事务本就是很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欧洲危机肆虐的背景下。联合国建立之初长期处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支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亚洲的影响力是否已越来越大？
吴：确实如此。1945年战后，国际秩序主要由五大国构成，现任的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当时提出，战后全球治理需要一个组织。它才逐渐发展成今天的联合国。现在，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代表性最广泛的、最权威性的政府间多边平台，有193个成员国，可以说囊括全球所有的国家。您刚才讲的情况是近一、二十年发生的事情。当年提出经济全球化观点的人，其本意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全球配置资源。穷一点的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由此出现了大量产业转移，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国家的成长。与此同时，不少老牌工业国突然发现自己的产业空心化了。英国是典型的例子。它把汽车品牌名爵卖给了上海，把捷豹卖给了印度，它自己好像不再生产什么汽车了,美国亦如此。这是全球化始作俑者始料未及的。我在80年代到过福州，参观那里的耐克加工厂。厂房里的化学药水味非常刺鼻，这是美国人不愿干的，所以耐克公司把研发总部设在美国，生产地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很苦，收入也很低，大部分利润进了美国人的腰包。
关：这样说来，西方国家创造出来的全球化，第三世界国家也得利了？
吴：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过程。全球化培育出一批新兴国家，的确比较出人意料。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他们要求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他们增长的经济实力又成了他们这种要求的强有力后盾。现在，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特别是新兴国家。再看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日本长期处于零增长和低增长，这个发动机基本熄火了；美国情况时好时坏，欧洲情况也不尽如人意。联合国预测欧洲今年年底可能是零增长或负增长，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毫无贡献。因此，这样一个经济实力的变化，反映到联合国这个舞台上，就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发言权的分量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全球事务基本是G7国家说了算，现在是G20，这反映了一个事实。
关：对您个人而言，您一生经历一定有过不少转折点，现在即将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忽然之间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您对世界的看法应该有所改变吧？
吴：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
关：您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人。可以说是“人在联合国，心怀大中华，放眼全世界”。在这个转折过程中，您一定会对将来有所考虑。
吴：肯定会有各种考虑。但是我想，去了以后首先要接触一下实际，究竟对我这个工作、这个岗位有什么实际要求。我想从宏观上来讲，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第一，二战后至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机制、世界经济、政治版图、国家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处于什么位置，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也许这个问题说大了，应该是潘基文秘书长想的，但作为中国外交官，作为大国外交官，应该有这个战略视野。第二，我们人类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全球七十亿人。如此庞大的人口，地球能不能承载得了。我们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已经有共识，2000年联合国召开千年首脑会议，定了千年发展目标。我翻了一下，这个发展目标迄今为止还只是一个扶贫的目标，就是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到2015年，这个目标的限期就到了，有些目标基本达到，有些目标无法实现。脱贫问题，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全球脱贫人数大部分来自中国。但是下一步怎么办，联合国又提出更有远见的想法，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三大支柱。那就不仅仅是贫困国家，德国、中国都包括在内。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医疗保健、男女平等、公务员培训，这都是社会问题。经济上就更多了，像淡水问题、粮食问题都急需解决。环保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日趋严重。第三，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问题，现在国际组织很多，涉及到经济、社会的组织也很多。这种国际组织间的交叉、重叠现象很严重。举个例子，一个联合国系统，在一个主权国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代表处，什么移民组织、粮农组织，上头都有UN的标志。如果是一个主权国家，完全可以合并，搞一个联合国驻北京总代表处，共用资源，节约很多资金。但是这样的改革难度很大，因为谁都不愿动，一动就会招来强烈的反对。但作为一个中国籍外交官，作为一个将来的副秘书长，我觉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恐怕要对国际组织进行一些改革。不然，长此以往，联合国这个机构就会丧失生命力和活力。为什么当年邓小平先生说要杀出一条血路，你没有这个精神，真没人听你的。第四，在世界经济治理方面究竟怎么做？代表性和效益的问题往往不成正比，甚至成反比。举例，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国，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也可以说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授权。但是在做重大决策时，往往很难取得一致，验证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话：众口难调。G20从合法性和授权来讲，它是一个少数国家的集团，但这个小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很强。它虽不具备广泛代表性，但组织效率比联合国高，且不涉及社会制度。这个情况就很有意思。广泛代表性能否产生高效率，从实际情况看，两者是成反比的。欧债危机就是如此，欧洲各国互不相让，各方据理力争，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您要是能把改革的想法付诸实践，那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吴：我现在是给自己提出问题。我所提的一些问题，联合国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有些已经见诸文件，但是看到问题未必就能够解决问题。眼下的欧债危机，大家都看清了是怎么回事，但如何解决，众说纷纭。有很大难度，这个挑战不同于以往，但是能够在这样一个舞台上为整个国际社会，为70亿人服务，应该是很光荣的。
关：吴大使，您现在已经站在了更高的角度看世界，居高临下，所处地位和过去不一样，看问题视角也就不一样了。
吴: 但我还是中国人。我是从中国人的哲理和视角看问题。
关：这一点我有所体会。我在德国这么多年，尽管西方媒体批评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当我从一个中庸之道、客观的立场发表我的观点时，他们也会倾听，也能接受。例如我常常在报告中强调，中国人口有十三亿，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国的皇权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年，难道让我们中国人在短时间内，完全接受你们的西方文明，这是完全不可能，也不现实。
吴：有的人把中庸之道理解为“和稀泥”，这个理解太肤浅。我觉得更形象的解释是，骑自行车必须保持平衡，不然会倒。意思就是做事不能走极端，往左或往右都不对，要保持向前的方向就要保持平衡。这就是中庸之道的真正含义。比如说美国，看谁不服气就打，发现不行又退，十年前，他们宣称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安理会图文并茂地讲得天花乱坠，向全世界人民撒了一个大谎，结果打了十年仗，又撤兵回去了。现在在阿富汗，又想要和塔利班联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战争解决不了问题。
关：我觉得今后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不可忽视。多年前我在开罗结识了一批穆兄会成员，他们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乌合之众,组织遍及巴基斯坦和伊朗，绝不能低估。
吴：穆兄会自1928年成立后一直受压，有段时间甚至被看作恐怖组织对待。全世界有10亿多穆斯林，总数接近中国人口。对这一宗教信仰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欺负。
关：您今天谈问题，从全世界的角度出发。您任德国大使时，看问题也如此高屋建瓴吗？
吴：做中国的驻外大使，目前也得具备国际视角，也得考虑世界问题。比如说，现在能称得上发达国家的，像美国、德国、英国，他们的工业革命过程至少走了100年。那时大多数国家还没发展起来，能源、资源、劳动力,甚至奴隶制度都帮了很大忙。现在一批国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仅中国一国人口就相当于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再加上印度。这些国家发展起来，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那是成倍地增加，可我们的能源、资源是有限的。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发展中国家应不应该发展，是否享有发展权，难道发展中国家只能原地踏步；第二，发展就会产生需求，对能源、资源、水和粮食的需求都是巨大的。这些都是问题，作为中国外交官，也要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将来粮食够不够。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石油、天然气超过一半是进口的，是否可持续呢？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面临的问题。现在大家又把焦点汇聚到风电、太阳能、潮汐、沼气、页岩气等新能源上。其中，美国在页岩气开发、利用上处于世界前列，因此减少了天然气进口。再往下走，不仅是中国、印度和巴西，还有很多国家也要往这方面发展啊！
关：我觉得您的任务很难，做中国驻外大使背后有13亿人撑腰，今后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代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众口难调啊。
吴：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个“Art of compromise”，各国、国家集团间，肯定有分歧意见、争论很多，若不想让整个国际组织崩溃，就得做个“和事佬”。不论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副秘书长，主要职责是提供服务，比如我组织国际会议，我可以主持会议，但不参与决策。
关：您的家庭背景、教育情况及个人经历塑造了现在的您，帮助您走上了联合国的舞台，是否可以请您简单谈一下此刻的内心感受？
吴： 我父亲是搞工业的，我母亲是一个幼教老师。我的父母对我影响很大。我父亲来自山东，经历过抗战，后来改学工业，参与了与前苏联合作的156个项目。他对人要求很严，做人一定要正派，严以律己同时也严以律人，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也有些让人惧怕的老头。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种不屈不挠、做事认真的精神。我母亲来自南方，浙江人，后来学了幼教。她给我的教育就是对人要充满爱，要宽容。母亲去世前把遗体捐献给了医科大学，她伟大的人格对我影响很深。我自己的成长历史，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帆风顺，是一个认认真真、中规中矩的学生，还担任一些班干部的职务。文化大革命时，父母被作为成当权派打到，受到冲击。我算是老三届。我16岁时，初一至高三六个学年的学生一同下乡，我是最小的，当时念初一，下乡并非自愿。那时，正好有一批国营农场要人，我就报名去了农场。出发前很多人都有家长到火车站送行，而我的父母当时被关起来做检查。火车一开动，所有的孩子都哭了，就我没哭，我完全麻木了。我16岁时就开始浪迹天涯，要到黑龙江最偏远、靠近黑河的地方去劳动。城市户口也没有了。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我在农场干了5年，这5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人被扔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无依无靠，将来能干什么，何时能离开该地，一概不知。但这也是最好的磨练心理和意志的地方。对一个人来说，轻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得不到的就特别向往。我下农村就等于失学了，因此对学习的欲望特别强烈。1973年，文革期间唯一一次高考，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那一年，起点普遍都很低。我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工农兵学生是四年制。我进入大学后，特别奋发图强，失去的东西，失而复得，倍感珍惜。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的转折点。我学了两年半就被提前调出，给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当翻译。当时中国只有两家英国媒体，一个是路透社，一个就是《每日电讯报》。工作第一天，该报时任驻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一个不过30岁出头的年轻人，就想考考我这个翻译有多大能耐，让我把《人民日报》上一则关于白金汉宫的短文笔译成英文。我译了整整一天。在这之前，我没接触过打字机，但我又是个完美主义者，如果错一个字母还可以允许，超过两个我就重打，所以老是打前两行。事过两年，在我赴新西兰留学前，那个记者告诉我真话，对我第一天的印象不好，并考虑把我解聘。但他的前任对他说：“这个翻译确是水平不高，但是他身上有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为了完成你布置的任务，他从未离开过打字机。有这种精神，什么事做不成？”这番话说动了韦德把我留下。后来他还向我的派出单位外交人员服务局表示，“非常赞成吴先生到国外去留学，但他的继任者必须和他相当”。我觉得，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大学毕业时我心中很没底，离校时，我的大学老师告诉我：“大学里教你的东西只是给你一根拐杖，出了校门就得把它扔掉，走自己的路，向实践、向生活学习。”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我第一次做口译，陪着一个瑞士外交官到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去谈事，那时我的英文词汇量非常有限，完全不够用。瑞士的官员讲了两个词，一个是curtain（窗帘），一个是silk（丝绸），连这两个词我都不知道。幸亏我身上带着一本字典，解了围。这些都说明，起步是多么的艰难。
关：这和我当时做苏联专家翻译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后来呢！
吴：开始工作这两年多，我过得很苦，每天翻译《人民日报》的标题。把《人民日报》完全翻成英文是做不到的，有的内容确实没法翻。我给你举个例子：“芙蓉国里尽朝晖”，看完全文才知道，这是湖南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好多文学化的题目根本没法直译成英文，只能择其要点进行翻译。直到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我才开始考虑用词和造句了。1978年，全国第一次恢复公派留学生考试，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居然被录取了，获得赴新西兰留学的机会。留学结束后，外交人员服务局又派我到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去做翻译。电视记者对我的要求不高，每日的工作无非就是订车、订饭或是去海关提货。后来我辞了这份工，去了外交部翻译室。之后不久，便一头扎进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1983至1984年，在北京谈了22轮，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外交业务。
关：这可是锻炼人的大好机会啊！
吴：中国对待外交干部和英国的不太一样，英国人在和我方研究问题时，低级外交官和翻译都不在场。中国则不尽然，谈判时，所有相关人员都在场，包括翻译。甚至还点名让翻译谈谈看法，因为翻译最理解对方的意思，不同语言转换的差别可能导致信息的不准确，外方用词给人的感受，翻译心里最清楚。在这点上，中国做得非常好，翻译不只当翻译，有时候还可以瞎参谋。毕竟低级外交官经验不丰富、了解情况少，但可以谈谈直觉。经过两年多的谈判，我在语言上又有所提高，通过与英国人的对话，学习他们的表达方式。此后，我不再做翻译，而是全面投入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至97年香港回归，我做中英联络小组的工作，研究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这对我的影响和锻炼是全面的。你知道中国收回殖民地只有上世纪30年代收复威海卫。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全面收回一个殖民地，香港是头一回。当时涉猎的领域非常之多：政治体制、金融地位、航运、航空、逃犯移交、公务员退休金、防务与治安、土地契约、旅行证件、国际地位等等。十几个大领域，对一个初出茅庐、只懂点外语的我，既是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绝佳的学习机会。当时让我做法律组组长，而我对法学毫无所知。我的组员、同事，反倒是名牌大学的法学硕士，难啊！但是我有我的笨招，我先给他们出题，让他们研究，然后自己躲起来读大学教科书。我的要求不高，先把某一领域国际上的规定、国际法中的有关原则搞清楚。人生给我一个启示，凡是你带着问题去学东西，看得懂、学得快、记得牢，也用得上。结果第一次参加讨论，我全听懂了对方的话，第二次讨论，我就能够质疑他们的一些观点，这说明自己也有想法了。
关：这谈判的时间相当长啊？
吴：从1985到1997年的谈判过程中，我所涉猎的领域很多，全都学了一遍。前后这十几年，我在外交业务知识上有突飞猛进的进步。我能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到一个翻译匠，再到开始从事基础研究、解决一些复杂问题的办事员，直到最后成为独当一面的谈判者，一切归功于学习，放松了学习就不行。例如，讨论法律问题，我和英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第一次谈有关香港的国际法问题，内容相当复杂。谈完后，他问我：“吴先生，敢问您是中国哪个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我说：“哪个也不是”。他说：“那你为何对法律了解那么深？”我说：“对不起，自学的。”我认为，只要你肯学，必有所建树，就跟我第一次和打字机打交道时一样。
关：由此可见，不是人人都能达到像您这样的一个境界，如果不好好学习，将一事无成。您从中国外交部翻译室到业务司，也要有一个过程吧？
吴：有的人转得比较成功，有的人则不太成功。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也是翻译室出身的。前驻美国大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和我的经历一摸一样。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事在人为。
关：吴大使！呕！联合国吴秘书长！
吴：副秘书长！
关：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说明，当一个无靠山、无关系、凭自己的本事能够走向像您这样一个高位的外交官，他的法宝就是学习！是吧！我相信，您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还会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两年后，我将要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再去访问您。
吴：学无止境。只要我抽得出时间来，一定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