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德国的中国女婿
海珮春
说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和愚谦从认识到现在已有四十三个春秋了。第一次见面是1970年，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晚会上认识的。那时我才二十岁。中国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从电视里看到的中国，都是穿着黑、蓝制服的人群，手上拿着一本红色的毛泽东语录在街上游行，呼喊着毛泽东万岁。
可是眼前的这个中国人，穿的衣服和我们这里的男孩子没什么两样，一股帅气。他的一举一动让我感到很亲切和有感染力。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愿意和他常在一起。父母知道了，大不愿意。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长大的，父母都是经过残酷的战争、经受过逃难的一代人。他们虽然和许多亲戚朋友失去了联络，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在自己的国土里生活着。而愚谦孤身一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十三年无家人的音信，一切从零开始，其艰难和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按照一般规律，两个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和完全不同生活规律的一对，能够和谐相处、互相了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去解决。
愚谦是在文革时期离开中国的，他来到德国时，身无分文，也无任何证件，没有一个熟人，一个德文字都不会。一个年龄已过三十，如何维持生活，如何掌握德文，如何完成学业，如何获得正式证件，一切的一切都和他的“生”与“死”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一点时间会因为很小的生活差异来闹别扭，问谁是谁非。我们生活在一起时，我经常为他担忧，怕他想不开。幸亏他有一个开朗的性格。反而来安慰我说，只允许悲伤十分钟。我们的关系是那么的和谐，互相关怀。例如，他的家庭观念比我的深，当我有时冷落我的父母，甚至希望二十一岁时离开家，自由飞翔。他则劝我多为父母着想，应该多陪伴他们。使我很感动。
到后来，连从最初完全不能接受一个从红色中国跑出来的我的父母，都怕这个中国准女婿跑了，离开他们。
通过他的开朗性格和苦干，我开始对这个谜一般的国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在入大学时选汉学为自己的主科。愚谦则沉醉于德国的文化，从哲学，文学、到音乐、绘画，甚至对建筑艺术发生了兴趣，什么都想知道。两人相互做学生、当老师，我们的生活怎能不融洽？感情就更深了。
愚谦最起初到德国来，德国政府只是同意他暂时居留，另找别的出路。没想到，他在中国时所获得的教育和文化知识帮助了他，他在中国时积累的工作经验辅助了他，他的刻苦学习精神支持了他，使他在短期内就掌握了德文，说服了周围的人。他们帮他打开了一条通往德国大学学术界的道路。
到现在，如果他不对人说，谁也不会相信他这一生是经过那么多坎坷，爬过悬崖、翻国峭壁、越过险滩过来的。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好像从外星球来的中国人，是如何赤手空拳奋斗过来的。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会在深夜被梦中可怕的遭遇所惊醒，满身出着冷汗。又有谁知道，他的最亲爱的母亲辞世时，他心中感应到万里之外的母亲的道别话语说：“再…见…了…! 愚…谦…!。”他痛哭流涕了很久，面对着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希望能向母亲赔罪。
在德国，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成天无忧无虑，爱说爱笑。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人了解到他的内心充满了多少疑惑和悲哀。一幕幕情景，使他难以忘怀。
愚谦是一个既顾家、又顾国、还终日为世界担忧的“疯子”。只要他一有空余时间，不是读书看报，就是写文章。因而他有几个职业，大学教学生，业余当记者，晚上编杂志。有的时候，早上六点钟，我还没睁开眼，他就和我讨论国际大事。等到我完全清醒了，他又呼呼大睡起来。我们的家，不但周末永远是宾客满门，而且常客不断。住三年，住两年，住一年，住半年，住几个月，填补了他怀念祖国的空虚。
现在他已经是八十开外的人了，还是关心世界大事。他每天看报，还在报上画黄道绿道和写注解。一见到美国又要“为正义”出兵去管他国闲事了，他就会破口大骂，连我现在都会学他用上海话骂人了。什么“阿缺西”、“小出老”。这就是关愚谦。
一个已经“八零后”的人，还每天扒在书桌上七八个小时，用电脑写书、写文章。连我都怀疑，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精力。幸亏他有一个特点，每天早饭前，坚持做健身锻炼，全身自我拍打按摩，然后打两套二十四式的太极拳，雷打不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所以他的精神十足，精力充沛，他说，这都要感谢被“充军”青海的那几年，吃尽了苦头，锻炼了筋骨。这就是关愚谦。
我常常对人这么说，我们两人此生如此相濡以沫，希望下一辈子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