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埃及记
异乡异客
飞机抵达开罗，已是清晨时分。出关时，我又担心，我的假护照会被海关识破。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埃及边防警一见日本护照，立即放行。我随着那两位捷克人坐上了出租汽车。
两位捷克人又争论起来了。我一阵心酸，我是一个流浪汉了，能不能吃口饭得看别人的脸色。我想母亲和妻儿，我甚至想“和大”，怎么整我都行，哪怕再回青海，只要现在能让我回中国。但是，不可能呢。我将去什么地方？哪里会有我一个栖身之所？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滴落了下来。
那两位见我哭了，立刻停止了争论，年长那位马上对司机说了几句话。
出租车进入了市区后，左拐右拐，来到一幢大楼面前停下。年轻的捷克人跳出汽车，走到那幢大楼大门前，按了几下门铃，走出一个睡眼惺忪、衣冠不整的人。显然时间还太早，他还在睡觉呢！他们说了几句话，年轻人又回到车旁，取出我的行李，然后指着门口的人对我说：“您下来吧！他会帮助您的。“我下了车，刚想转过来问几句，谁知他俩已跳上车扬长而去。
„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离办公还有一个钟头呢，进来吧！先到会客室坐一会儿吧。“纯正的俄语。他不管我懂不懂，就斜着身让我进去，顺手关上了大门。
他讲俄语，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人说这么好的俄语？捷克人能说这么好的俄语？也许吧，那两位就说得不错。我被那个人领进一间相当气派的会客室里，还没有等我转过身来，那个人已经离去。我放下我的行李，坐到沙发上，想判断出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可是我的眼皮很快就撑不住了。我睡得那么死，直到一个打着大红领带的大个子白人使劲地推着我的肩膀，我才勉强醒来。
他用俄语很礼貌地介绍了自己，从名字我知道他是俄国人。“您睡得那么香。对面是盥洗室，您想去洗一下吗？“说着他用手指了一指。
„您能告诉我，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吗？“我用俄文问。
„您不知道，您现在在哪儿？“他非常惊异地看着我。
„我真的不知道，是两位捷克人送我来这里的。”
“您先去洗一洗吧！”
我几乎都认不出自己，镜子里的我，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头发蓬松，两眼凹陷，胡子拉茬，满脸发黑，白衬衫又脏又臭。本来还算体面的西装也皱巴得不堪入目。怪不得他非要我洗一洗呢！
回到会客室时，我相信自己恢复点了人的模样，但有些手足无措。
大楼里忙碌起来，男男女女，楼上楼下，进进出出。不管是谁，走过会客室，都会向里面瞟上一眼。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说俄文？坏了，难道这里是苏联大使馆？是他们的情报机关克格勃？我可别掉到苏联克格勃手里，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王明跑到苏联不回去，被称为叛徒。我已经闯了大祸，不能罪上加罪呀。
那位打红领带的人再也没有出现。一位迷人的穿着黄色短裙的金发女郎给我送来了咖啡和烤面包，又微笑地离去。“这不是克格勃的‘燕子’吗？专门用女色勾引人。”我骤然想起以前看过的间谍故事。
隔不多时，又来了一位个子不高，满头黑发，面带笑容，极有礼貌的男子。他首先是用英文问我，懂哪国语言。这让我立即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俄语也可以。“我说。
„听我的朋友说，您是从中国来的。您会说俄语。我这样和您说话，您听得懂吗？“他说话轻声轻调，十分友好，使我想起了我的老专家谢尔盖.米哈依洛为奇。
我点了点头。可我觉得有点奇怪，他的朋友是谁？怎么会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而且会说俄语。一定是那两个捷克人透露的。
„我是一个苏联作家，现在在开罗体验生活。和您同飞机的捷克人是我的朋友，他打电话告诉我，您是一个中国来的知识分子，做过记者和翻译。那么我们是同行了。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帮助您？“他解开了我的疑惑。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苏联大使馆。我觉得，您在这里不太合适，我给您找到了一个旅馆，我们到那里可以随便谈，您同意吗？“说着他站了起来。
原来这是苏联大使馆，怪不得那么气派。就相信他是个作家吧，他看上去两鬓飘霜，面目慈祥，说话彬彬有礼，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对我不会起坏心眼吧！起坏心眼又怎么样，我已经落魄到这个地步。
让我造假是很困难的，何况我已经把不少事告诉了那两个捷克人，不如象他和盘托出吧。于是在去旅馆的路上，我把我的经历摘要地讲给他听，我还拿出了那本日本护照给他看。他听得很耐心，眼中还不时地闪出同情的泪光。
„我完全理解您的遭遇。我在斯大林时代也被充军到西伯利亚。让我们做一个朋友吧！你打算以后怎么办？“等我说完以后，他拍了拍我的膝盖说。
„不知道！浪迹天涯吧！“我忽然想起普希金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的一句诗，我随口用俄文背了出来。
„浪迹天涯！您知道这个句子？“苏联作家兴奋地说。
„我很喜欢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普希金的诗，有些我都能背诵下来。我自己也写过诗，翻译过俄国文学作品。“
„您译过俄国文学？什么名字？谁写的？“
„我译过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一些诗，还有爱伦堡写的《西伯利亚狂想曲》和《九级浪》”。
„您为什么译他的作品？“
„我觉得他的作品有自己的特点，不是说教式的，有人情味。而且爱伦堡的知识非常渊博，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比一些其他作家深刻许多。我说的对不对？“
„很有道理，爱伦堡在法国住过很长时间，因而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很深。真没想到，您对我们国家的文学还那么熟悉。现在，我们先解决紧迫的生存问题，然后再畅谈文学。好吗？“
给他这么一提醒，我这乱哄哄的脑子一下又回到了现实。我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上帝会给我安排一切的。“说完后，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有多少年没有提到上帝这个词，怎么会一下蹦了出来。
„且不管下一步您如何走，先在旅馆里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我再来看您。这里是十个埃磅，您先拿去用。”他把我送到一个门面不大的旅馆，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埃及纸币往我身边一放，接着说：“我看得出来，您是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您应该尽量远离政治。千万不要陷进政治的泥坑，拔出来就难了。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苏联有相似之处。这个旅馆是苏联朋友来常住的地方，我们已经为您安排好了一切。”说着他下了汽车把我领了进去，用阿拉伯语和柜台上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
“一切多保重！“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就匆匆忙忙地告辞了。
和他才接触这么短的时间，他给我的印象终身难以忘记。我完全明白他那句话“远离政治”的含意，他不希望让我卷入肮脏的政治当中。如果我被弄到苏联，情况可能会更糟糕。不明白的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敢对我说这样的知心话。这说明，苏联这个社会比起中国来开放很多。
这家旅馆小巧玲珑，很干净。我信手拉开书桌的抽屉，看见里面散放着几张信纸和几个信封，信纸的抬头上很粗糙地印着“Hotel Victoria ”,一见到信纸、信封，我的心立即回到母亲的身边，我知道，母亲多么想知道爱儿的下落。我很快地拿起了笔，可我能写些什么呢？我忽然发现这支笔有千斤重，我不知道如何向亲爱的母亲叙说。
今天该是星期日吧，母亲，或者美珍带着儿子也许不放心会回家看看。如果他们发现我不在家，必然非常着急，会到处找我，一旦找到我单位，单位发现可疑之处，必然去公安局报案。那么，我的家人会首当其冲。
我真混，为什么不在家里留下一封信，明确告诉单位领导，我的出逃与家人无关。家人也至少知道我的行踪，否则不要急死他们了？想到这里，我身上的血液又奔腾起来。不行，我得马上写一封信回去，但是写给谁呢？母亲？单位领导？美珍？姐姐？哥哥？
我感到无助和无奈，忽然扑到床上大哭起来。这里反正是我一个人，谁也看不到，哭个够吧。我最先边哭边埋怨的反倒是我的最敬爱的母亲，她不应该生下了我；接着我恨自己那玩世不恭、难以驾驭的性格。我开始哭诉国内的鬼政治，阶级斗争，永远不给人以安宁。我开始回顾这两天发生的事，忽然后怕起来。如果我一旦被抓住，我的下场……,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等我再睁开眼时，屋里已黑乎乎一片，吓我一跳，以为被人关到地下室里了。窗外的星星提醒我，原来我昏睡了整整一个白天。
从床上爬起来，浑身骨头酸痛，头也痛得象要裂开一样。我勉强支撑着走到卫生间，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总算轻松一些。我打开我的大箱子，拿出一套干净衣服换上。再站到镜子前，感觉又更好了一些。同时一阵饥饿感袭来，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来到旅馆楼下的柜台前，那里坐着一个面孔黝黑的阿拉伯小伙子，显然已经换了班，英文说得不错。在他的指点下，我找到一家小食品店，买了一套夹肉薄饼和两瓶汽水，边往旅馆走边计算，这十埃镑还真不少，足够维持我十几天的日子，我的心情立刻好了起来，嘴里竟哼起“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来。唱歌是为我摆脱困恼的有利工具。
回到旅馆，见到那当班的小伙子也没吃晚饭，我就把那套夹肉饼给了他，自己又返回那家商店再买了一套，还买了一盘蔬菜沙拉。那小伙子见我这么爽朗，很高兴，也把他吃的东西拿出来，还煮了一壶阿拉伯浓茶。我们边吃边聊了起来。当他听说我是中国人，更兴奋起来，他说周末带我去他家里做客。还答应带我在开罗好好玩玩。
心里空落落的，不想回到我那个小房间，我怕一个人在房间里，一直聊到小伙子下班。那是我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当我想到，我成了一个没有祖国，没有亲人和朋友的人，就好像墙头上的草失去了根，心中的绞痛使我难以忍受。我毕竟还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啊！在床上翻来覆去反正睡不着，再打开灯，还是决定写一封家书，写给我的母亲。
最最亲爱的娘：
我出走了。
我对不起您，对不起所有的亲人、朋友，对不起祖国。我现在已经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我已经成了一个有罪的人。
娘，您忘了我吧！就算您没有过我这个不肖的儿子。可您记住，我将永远爱您，我永远按照您过去给我的教诲生活下去，不管我再遇到多大的苦难，也绝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您的爱，不管今后我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都将温暖我的心和庇护我。
娘，您是最了解您的儿子的。我之所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无奈，我想活下去，象一个自由人那样活下去，我再也受不了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我今后不管遇到什么困苦，陷入什么困境，我是不会低头的，我会坚强地、勇敢地搏斗下去，让世人看看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是您最希望的。
转告小新、转告哥哥和姐姐，我爱他们。
不肖之子 愚谦顿首
1968年2月24 日
信写完了，我发现信纸上被我的泪水涧成无数朵绽开的鲜花，它们在向我微笑，在赞赏着我的词句，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一瞬间，一句俄罗斯谚语出现在脑际：“有人因恐惧而死，也有人因恐惧而得救。”我不是属于那后一种人吗！
我试图分析自己，我为什会么如此大胆妄为。仅是因为恐惧吗？这没错，这是一种对一次次运动挨整的恐惧，是一种对家庭破裂的恐惧，是对名誉扫地人人喊打的恐惧。因为恐惧，我软弱到了极点，我绝望到了极点。失去了冷静和判断力，竟然决定以死对抗恐惧。如果拉开办公桌抽屉时，进入我视野的首先不是那本蓝色的护照，而是那包小刀片。那么，毫无疑问我就要归入“因恐惧而死”的那类人了。
同时，在我发现这本护照后，忽然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一线曙光。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从小就梦幻着沿着父亲过去的足迹，浪游世界。随着年纪的增长，对社会的不满，对前途的失望，这种闯世界的愿望更为强烈。可是，这次的重蹈覆辙，我是永远不会翻身了，很可能其下场比反右后还惨。我怎能再被送回那人间地狱。不！我不能再听从他人的安排了，我已经受够了耻辱。我要反抗。
走！九死一生闯一闯吧！哪怕死了呢！真没想到竟被我闯了出来。想到这里，我开始得意地笑了起来。这也是我几天来第一次的微笑，一个战胜自己命运的微笑。
落到开罗警察局之手
“嘀铃铃……”，一阵清脆的铃响，把我从梦中唤回现实。梦中我在北京“和大”大院我的办公室里忙着，要赶在下班之前写完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铃声一响，我还以为是下班了呢。
“喂！”我一把抓起床边的电话。
“先生，您可以下来一下吗？楼下有人找你。”是旅馆接客台打来的。我逐渐地清醒过来。看了看表，正好是早上八点。
“噢！我马上下来。”我想是那位苏联作家来了。
在旅馆一楼窄小的走廊里，站着一个留着八字胡、穿深色西装的阿拉伯人。
“先生，我是埃及的外事警察。”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带有照片的一个证件之类的硬卡，在我眼前晃了一晃说：“您现在有危险，我们政府准备保护您，请您马上跟我离开这个旅馆。”
他那种神秘紧张的样子，让我怀疑他的真实身份。我是否应该相信他，跟他走呢？
那位陌生人似乎觉察到了我的想法，他又说：“您的护照是否带在身上？即那本本来不属于您的护照。您的国家现已派红卫兵到处搜寻您，请赶快跟我走。”当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倒心慌起来。好利害的红卫兵，竟然能跑到埃及来抓人。可是我禁不住想，埃及警方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个旅馆呢？除了那个送我来的苏联作家以外，还会有谁知道呢？喔！对了。还有苏联大使馆。一定是苏联大使馆向埃及官方通报了我的事。看来情况复杂化了。不管这么多了，跟他走一趟吧！埃及警察局总比苏联克格勃强。
“我可以到楼上拿我的行李吗？”我问道。
“那本护照您带在身上吗？”那人径直反问我。
我点点头，用手拍了拍上衣口袋。
“听着，我在前面走，您在后面跟着，别跟丢了。快！快！跟我来。”也不等我答应，他一转身，向大门外张望了一下，又向我摆了摆手，风也似地离开了旅馆。说也奇怪，我竟然毫没犹豫地就跟他跑了出去。我眼睛四处张张，发现外面并没有可疑的人。他倒像真来救我的，如果想加害于我，他在旅馆就可以干掉我，没必要来电影上的这一套。
这位神秘客，一出旅馆门，就从大路钻入小巷，左拐右弯，边跑边注视左右情况，还不时转过身来，向我摆摆手。简直和侦探小说里写的一样。我忽然觉得有趣，几乎笑出了声，你关愚谦这一生还会有如此遭遇，在非洲“演”侦探电影。
我跟着他来到了一条宽阔热闹人来车往的大路上，我生怕被他拉下，更紧紧地跟着。忽然他加快了速度，追赶着还在往前行驶的一辆有轨电车。想当年大学里三千米赛跑，我跑了全校第二名，当然不在乎这个。那时，开罗的有轨电车是没有门的，旅客可以随便跳上跳下，有的索性就吊在车身之外。我跟他跳上了电车。他撇一撇嘴，微笑地向我点了点头。
我跟着他，跳下一部电车，又跳上另一部电车。
最后，他把我带进一座灰色大楼。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直接用车接我来此地，又快又安全。
一位高大白胖的人等着我们。红色领带松松地挂在他的白色衬衫前，衬衫领子上边已经磨坏了。带我来的人在他面前必恭必敬，一定是一个高级警官。
“啊！欢迎！您请坐！您贵姓？”这位先生操着流利的英语问我。
我报了真名真姓。
“啊！关先生！您一定不知道，您到开罗不久，中国的红卫兵就开始到处找您了。您的运气真好，刚刚旅馆来了电话，说红卫兵在您离开不久，就包围了Victoria旅馆。”
我被他说糊涂了。红卫兵？在开罗哪来的红卫兵？我一脸狐疑地看着他。
“好象您不相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波及到了开罗。中国大使馆里的红卫兵组织，已全体出动，在到处搜寻您。他们消息也真灵，很快就找到您住的旅馆。”
“要是他们把我抓住，就可以把我带回中国吗？”我紧张地问。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您是中国公民，非法入境，他们要是把您抓进中国大使馆里，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按国际公约，大使馆是中国的领地，我们无权进入。而且，您也许知道，中国与埃及关系很密切，不能因为您而使两国关系破裂。目前，我们得把您先保护起来，送到一个安全、可靠、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我庆幸又碰到好人。到了国外再被抓回去，可就倒大霉了。我想。
在这个胖子的办公室里，我等着等着。电话铃响个不停，人们进进出出，有的穿警察制服，有的穿便服，不断地向他请示着什么。我便急，要上厕所，他就重重地拍了两下手，门就立刻打开，进来一个人向他敬个礼，然后很礼貌地把我带出去，在厕所门口等着我，然后又礼貌地把我送回来。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我这时脑子内空空的，一切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
进进出出的人渐渐稀少，胖警官忙碌得已差不多了。他一拍手，叫人送进两杯咖啡，然后慢条斯理地问我是如何逃出来的？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第一个问题，好回答，我可以如实地告诉他，第二个问题就难了。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我都说了，他也不会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开始我好象还明白，后来就越来越弄不清楚。那个时代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啻是一个神，而且是一个大神、巨神。他想的问题，他说的话，他干的事情，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但不理解正说明他的高瞻远瞩，说明我们的鼠目寸光。谁敢怀疑他老人家呀？
电话铃声又响了。胖警官一接电话立刻站了起来，做着立正的姿势，显然对方是个大号人物。没讲几句，他神色严峻起来，只是答应着。等到对方说完，放下电话，他嘘了一口长气，又拍了两下手，然后对我说：“关先生，我们的上级已为您找到了一个最安全、最妥善、最舒适的地方，我们马上就送您到那里去。”
这时进来两个穿便服的人，把我带出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