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
北京。首都机场。
机场空空荡荡。在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大使馆事件之后，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机场的值班人员，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聊天。
我身着毛式卡叽布制服，提着大箱子进入了机场大厅。我熟悉机场每个角落，机场各部门也有很多人认识我。
„小关，送外宾啊！“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年轻海关检察员小金热情地与我打招呼。
„是啊！西公的儿子去法国。“说着，我随意地把那个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
西公是对西园寺公一的尊称和爱称，凡是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单位，没有人不知道他。小金二话没说，“砰“地一下，就把“免验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
„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小金笑着说，调皮地朝我挤了挤眼睛。
我那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心，顿时回到原位。事先我已经赌定他不会打开我的箱子。
第二道关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是我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肯定立刻就会从护照里的相片认出是我。只有豁出去了，闯吧。就在这时从边防警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老刘呢？“我装做随意地问了一声。
„家里有事，晚来一会儿。“这位年轻警察显得特别友好。
„能给我盖一个出境戳子吗？是给西公儿子办的。“我拿出护照和机票，边说边递给他。
„没关系，你就把护照放这儿吧。叫外宾到外宾候机室去等一等，临上飞机前，我们会给他送去的。“年轻警察说。
这怎么行！不认识的人，事就是难办些。我刚想要想找理由说服他，又怕引起他的怀疑。理智告诉我：沉住气，不要着急。
„好吧！我去告诉外宾。单位里还有事，我得早点回去，外宾就交给你了。“我故做无所谓的样子对他说。
„没问题，再见！“说完，这年轻边境警察拿起那本蓝色护照就回到办公室去了。
我躲到角落里的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大概是有航班要出港，机场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基本上是乘国内航线班机的旅客。我向四周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说也真奇怪，到这个节骨眼上，我竟然完全平静下来了。我起身到地下室的厕所里，走进了最靠窗的格间里，扣上门锁。接着我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制服，露出了穿在里边的全西装。我把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接着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从格间里走出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的“外国先生”。他下颚挂着一个白口罩，那是冬末春初的北京人防风沙常用的装备。
我来到了外宾候机室。一个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外宾，还是个假洋鬼子，那就是我。时间过得如此之慢，我简直感到一秒如十年。我想站起来来回走走，镇定一下，但又怕引起人的注意。那时的候机室里，没有任何书刊报纸可读。如果有的话，我总可以拿在手里作出个不慌不忙等飞机的样子啊。
一直熬到还有十分钟就到起飞时间了，怎么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莫不是他们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端？莫非他们正调军警来围捕我？我的心马上又提起来了。跑！只要我一发现有军警朝我围过来，我就往出口的地方跑，向停机坪的方向跑。这样，他们肯定会怀疑我有破坏飞机的动机，必然会当场向我开枪，那么我就会很痛快地死去。反正都是一死，这样死，总比没日没夜的审问拷打好。
„各位旅客请注意，乘坐CA053号航班前往上海的旅客现在开始登机。请从第三号门出口登机。“广播里传出了播音小姐悦耳的声音。先说两遍汉语，再说一遍英语。这英语不是说给我听的吗？这里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可是我没有护照怎么登机啊？就在这时，我忽然听见了脚步声。一个腰挎手枪的边防警从大厅的一个角门出现了，他略微扫了一下大厅，接着就径直向我坐的方向走来。是老刘！是我经常和他拍肩膀开玩笑的老刘。我心里顿时一沉，完了，他一定会认出我的。
愚谦！沉住气！愚谦！沉住气！我好象又听见一个声音在警告自己。我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下意识地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Excuse me, is this your passport?”
老刘走到我面前，用英语我问。他手里拿着那本要命的蓝色护照，而且翻到有照片的那一页。
“Yes!”我尽量改变着我的声音答道。
“Good journey!”老刘很礼貌地说。
“Thank you!”我说。
老刘把护照交给我，一扭头就走了。
我疾步往三号门走去。边走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不敢相信，面对面，他竟会没认出我来！护照上的照片，明明是我，他也没有好好地看看？不会吧？这是不是一个圈套？先不动手！
不！这不可能。如果这里还有其它外国人，也许考虑到影响，不立即下手，可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啊！现在抓我，是最好的时机了。那是不是他认出我来了，成心想放我一马？更不可能啊。别看我们比较熟，其实只是工作联系，毫无个人交情。我只知道他姓刘，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外宾候机室是在楼上，要到出口处，必须走下宽宽的楼梯。当我走到扶梯旁，只看见楼下三个上机坪的大玻璃门，门门都有两个女地勤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着旅客的护照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我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我还经常和她们开玩笑。尤其是在三号门把守的那个上海女孩子，活泼可爱，我每次来机场，互相都要逗几句。年轻姑娘当然都会多看年轻小伙子几眼，我现在下楼出三号门，准会给她认出来。只要她叫一声“小关“，我就完了。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眼见从第三号出口登机的旅客队伍越来越短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只见一号门和三号门的女孩子门都快步朝二号门跑去。
天助我也！就在这时，我跑下楼梯，穿过无人把守的三号门，一个苏联造的小型客机就停在停机坪前，我快步跑上玄梯。只听“砰”地一声，机舱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整整一飞机的人都在等我！
我气喘吁吁地坐在了第一排位子上，这是专门给“外宾“留的。几分钟之后，飞机开始平稳地滑行。
我是一个从来不相信命运的人。虽然年轻时在上海曾受过洗礼，并参加过基督教教堂的许多活动，但我知道自己从来都是无神论者。我一直认为，人的一生都是由自己主宰的。可是，那次出逃的整个过程中，总好象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到的力量在保佑我。每到关键时刻，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我开始相信起命运来。
飞机飞近上海，我的心又快速地跳动起来。会不会就在这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里，北京那边发现我的行踪呢？
飞机降落在上海龙华机场。我把脸紧贴在飞机的小窗户上，想看看机场有没有警察调动。没有异常，我随其他客人鱼贯进入机场大厅，再也不象在北京机场那么紧张了。
在上海机场我还需再办出关、换机的手续，准备换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AL的国际客机。这是架美国造的波音客机，豪华宽大。那时，中国还没有一架从美国进口的飞机。在可以乘坐一百多个旅客的机舱里，只有十几个客人。除了我以外，全是清一色的身着蓝色或黑色制服的中国干部模样的人。
几个漂亮的巴基斯坦航空小姐，没多少事可干，和我聊着英文。现在我已在国际飞机上，公安局上来抓人的可能性很小。但令我略有不安的是，我总觉得那十几个乘客中有一个人鬼头鬼脑地盯着我。
飞机从上海升空。我拉下舷窗的遮阳板，闭起眼睛，晃晃忽忽地就睡了过去。这两天来，我几乎没有合过眼，实在太累了。
„先生，先生，你醒醒。“一个空姐用英语唤我。
„我们马上就要到广州了。大家都要下去休息。“
„什么？到广州了？飞机还要在广州停？“我神经又紧张起来。
„是的，我们的飞机要在广州机场加油。“
„我觉得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能不能不下飞机？“
广州，那还是在中国啊。可别到最后关头出什么事啊！
„真对不起！先生，每个人都得下去。飞机停大约三十分钟。“小姐抱歉地说。
„三十分钟，这么长时间！“我没能控制住自己，大声喊了起来。这一声喊，引起了其他旅客的注意，个个转过头来看，尤其是那个鬼头鬼脑的人。
我硬着头皮最后下了飞机。那个鬼头鬼脑的人，始终在我身边转，还走到我前面抽出烟，用日语对我说：“劳驾，借个火。“
我摇摇头，很不礼貌地走开了。
这是我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我不会说日语，可却持有日本护照，是最大的破绽。我怕他问这问那。而且，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对头，不然，他为什么老是这么盯住我呢！我被一种幻觉折磨着。从北京出来到现在已经十个钟头过去了。我总觉得北京方面一定发现我的失踪，警方正四处出动，搜捕我呢。这三十分钟好象过了一辈子。我的每根头发都竖了起来。
终于，又通知登机了。我抢先排在登机口的最前头，我知道，只有上了飞机，我才有安全感。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个鬼头鬼脑的人也不见了。我就这样疑神疑鬼地吓唬了自己一路。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在飞机斜刺着直向黑色的穹苍拔高而上时，我的心被一股骤然而来的狂喜所攫住！我几乎要放声高唱：我终于自由了！
不管是当时或是事过境迁的若干年以后，每当想起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时，我都认为那纯粹是一个奇迹，绝对是一个奇迹。我从一个全民阶级斗争警惕性高涨的红色中国逃离出来，失败的机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成功的机会只有百分之零点一。而我恰恰属于这百分之零点一。我甚至怀疑，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因为他知道，文革中有太多的人受了冤屈，别人作出异乎寻常的举动，总有其难处。如果真是这样，他可是我的再生恩人啊。
捷克商人
飞机经过达卡，又停了几十分钟，接着向卡拉奇飞去。我睡意全无，我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中学时在上海教会学校学的英语，从记忆深处又苏醒了。反正旅客极少，我到后舱找了一个座位，和空中小姐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我态度的突然转变，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在她们热情地关照中飞机很快地到达了卡拉奇。
从卡拉奇到开罗，又转了另一架波音客机，飞机坐得满满的。我环顾四周，不是白皮肤的西洋人就是棕色皮肤的西亚人、还有黑皮肤的非洲人。看不到一个东亚人的旅客。
坐在我旁边的是两个西装革履的白种人，他们操着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我从小住在上海的租界里，常和洋人打交道，我学过英语、法语，大学学的是俄语，还自学过一些西班牙语。可是，我怎么也分辨不出，那两位说的是什么话。
我刚想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传来一个小男孩儿微弱的哭声，一个女人用英语轻轻地说；“宝贝儿，听妈妈话，不哭，不哭。”
刹时，一阵巨大的悲哀猛然地向我袭来。
母亲的面孔，儿子的面孔是那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似乎听见母亲在说：儿子，你不要走啊！我似乎听见儿子在喊：爸爸，你回来吧！
我又开始谴责自己：你自己逃出来了，可是你的亲人呢？你逃出了火海，等于把你的亲人推进了火坑！母亲几乎是用泪水把你泡大，她的一生是多么不幸，年轻的时候，就被丈夫抛弃了，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弟三人培养成人，刚刚得以享受一点天伦之乐，你现在又把她抛弃了。她该多么痛苦啊！还有你的爱儿，他是那么聪明，那么惹人疼爱。你这做父亲的现在这么一走，他将要背一辈子叛国者后代的包袱了。你小时就因为父亲弃家的缘故，受尽折磨；而你又如此狠心，让你的下一代遭受更加痛苦的磨难。想到这里，就感觉有一把刀在一下一下地捅着我的心。我对不起母亲，我对不起兄弟姐妹，我对不起儿子。我负了我所有的亲人。
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感到自己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祖国啊！我现在离开了你，我何时还能回到你的怀抱？尽管在你的怀抱里，我曾遭受许多不公和不幸，可你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现在是彻底自由了，可“山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遥望前程茫茫，我这个离群的孤雁将何去何从啊？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泪水就好像无缰之马，任意纵横。越哭越伤心，最后竟双肩抖动，哭出了声。空中小姐来到我的身旁，我都没有发觉。她递给我一块热毛巾，又泡了一杯热茶。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两个白人乘客请空中小姐过来照顾我的。
“您是从哪里来的？“邻座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白人乘客终于忍不住了，他轻声地用英语问了我一句。
这是我逃出国门之后，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最怕被人问到的问题。我如何回答呢？如果说我是中国人，我拿的却是日本护照。说我是日本人，如果他请一个日本客人来安慰我，岂不是露了马脚。
“您是中国人？是不是？我已看出来了。”正在我犹豫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时候，他突然说。这着实吓了我一跳。从他说的英语我猜测，他不是西欧人。
„您为什么那么难过？是不是您出来，不能回去了？“他又接着说。我更感到奇怪了。他怎么一下就猜中我的心事？
„您们是从哪里来的？您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用英语反问道。
„我们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是做生意的。“
捷克人？我心里顿时起了这么一个念头：捷克和中国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如果能到捷克去，不也是很好吗？至少是叛国而没有投敌吧！跟他们交个朋友吧！也许他们真能助我一臂之力呢！那么真想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不能对他们说真话。而且，我也知道中共和捷共关系并不好，况且他们又是商人，不至于出卖我吧。
„是的，我是中国人，是非法跑出来的。您们会说俄语吗？“我发现与他们用英语对话很吃力，捷克人一般都会说俄语。
„您会说俄语？那太好了。我们都是捷克搞外贸的，和印度、巴基斯坦做生意，长住埃及。您一定是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然怎么会说两种外文呢？“他用流畅的俄文说起来。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一点也不错，我做过英俄文翻译。中国现在搞起了文化大革命，许多知识分子都遭了殃。所以我跑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弄不懂这是什么样的革命？我们是生意人，不过问政治。“另一位捷克人开始插话了。看得出来，他年纪较大，比较冷漠。
„您去开罗？还是去其他什么地方？“年轻人问道。
„我也不知道。你们说我该去哪儿？“
„您在开罗有朋友吗？“
我摇了摇头。
„您可知道，开罗飞机场离市中心很远，您身上有钱吗？您准备怎么进城？“
我又摇了摇头。是啊，我还真没往这方面想。如果他们能帮帮我就好了，可是我怎么说得出口呢？
这时这两位邻居开始对话了。我当然一句也听不懂。他们最后争执起来，两人声音越来越大，手还不时地在空中比划着。这时候我觉得过意不去。我真想插话说，你们别为我争了，我会自想办法的。
争论的声音小下去了。年长的那位忽然探过身来对我说：
„我们是做生意的，没兴趣卷入政治。我们可以帮助您，用我们的车把您送到城里。以后的事，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当然，当然，太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