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杀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在事情没有向组织说清楚之前，自杀等同于自绝于人民。这样的例子从延安时期抓AB团就有了，我不是不知道，但我那时无法冷静，我甚至被自己的这一想法所感动。它执意地占据了我的心，是我能够穿越目前黑暗的唯一通道。我似乎已经体会到了结束的痛苦和甜蜜，我甚至迫不及待地要踏上这条路。
机会难得。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传统上政治学习的时间。全机关的人都集中在另座大楼机关大会议室里开大会，我没有资格。也就是说，我的问题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从前的下属，两个造反团的小将小林和小阮开会前已警告我：“今天下午开会，你不要参加，你在办公室里好好地写交待。”我懂得这意味着什么，这叫做“背靠背斗争”，先由大家整你的材料，然后再面对面地批判你。反右时，我经历过。
办公大楼里只剩我一个人。别的人全到后楼小礼堂开会去了。我知道，这次是彻底完蛋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成千上百次的批斗？再次充军青海？甚至被关进监狱？一想到再次充军青海，我的心立刻揪到一起。不！这是对人的最大侮辱，我宁死也不去青海。想想也真可笑，我们的家落到这个地步，不就是因为派我去青海造成的吗？
动手吧。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翻我办公桌的抽屉。记得我曾在里面放有一包剃须刀片，是预备临时有接待外宾任务时刮胡子用的。用那薄薄的刀片割断血管结果自己，够刺激，够壮烈吧。人们啊，当你们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关愚谦，你们应当明白，你们冤枉了一个好人；美珍啊，你不仅永远失去了你的丈夫，你将为此内疚终身。只可怜我的母亲和儿子，无端地失去亲人。
我拉开抽屉，首先进入视线的，不是刀片，而是护照，几位常驻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它们之所以躺在我的抽屉里，是准备去公安局外国人员管理处办理登记手续的。也许我的对手们疏忽了，不然他们早该收走这些护照。
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恰好是一本蓝皮的日本护照，是日本常住北京的著名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我拿起这本护照，打开一看，突然感觉里面的照片竟有些像我，真奇怪，以前怎么没发现。我再往后一翻，竟发现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突然，我的心嘭嘭地跳了起来，一瞬间闪过一个念头：我为什么要选择死，而不选择逃？眼前这个现成的护照，难道不是命运之神给我作出的安排吗？解放以前，我一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此刻，我似乎看到上帝在显灵，要挽救我这个迷途的羔羊。
然而，几乎是同时，我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坏了，赶忙关上抽屉，浑身颤抖起来。我推开窗户，把头伸到窗外，想让寒风把自己吹得清醒一点。这时，耳边又似乎响起了一阵阵“打倒关愚谦”的狂呼。我猛地缩回头，把窗户死死地关上。
我再一次打开抽屉，象拿一个烫手的山芋似的，再次取出那本兰色护照，把护照第一页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很相象。
“冒死一试吧，关愚谦！你反正已经选定了死的一条路。”我对自己说。如果被发现了，就跑，让边防警开枪打死，比起自杀，不是更勇敢和更痛快些吗？如果你侥幸逃出去，不就是实现了你中学时的梦想吗？“不自由，毋宁死”，你和你的青春偶像露西曾经一起背诵过。当年你是那么地崇拜美国，小时候，父亲从巴黎，柏林和纽约寄回来的明信片，曾给你多大的冲击啊。还有你在教会学校读过的世界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你曾与他们神游。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让你神往。你还年轻，也许你还真能闯出去呢！
出逃准备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三点多钟了。一般单位是六点下班，就是说，我必须在不到三小时里，完成正常情况下至少要三天才能完成的手续。我抄起了桌子上的电话，拨了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喂，是小杭吗？我是小关。”我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
“是我，有什么事？现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不办公！你老兄不会找我订票吧？”
“你说对了，小杭，就是订票的事。”我有些急切地说：“日本常住外宾要出国，十万紧急。”
“老兄，你不是不知道这一阵搞运动，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明天上午再说吧。”小杭说着就要挂电话。
“不行！小杭，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走。”
西园寺公一是常住中国外宾，被周恩来称作是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他是周恩来总理的老朋友，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桌上宾。谁都知道，“和大“有这么一个常住的日本外宾。西园寺公一是日本的贵族公爵，他的祖父西园寺公望曾两次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的元老。西园寺公一本人也曾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智囊团的成员。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满日本政府的作为，来到北京为中日两国的和平事业而奔波。日本人称他为“红色贵族“。那时的中国各大报纸经常能见到他的大名。听小杭一推辞，我就立刻报出了他的大名。
“什么时候走？他要去哪儿啊？”小杭声音软了许多。
“明天就走，经开罗，转机到巴黎。”我说。
“什么？明天？还是国际航班！小关，你开玩笑吧？”
“不是玩笑，是真的。明天必须走，人家是急事，领导要求马上就办。如果耽误了，我们吃不了可得兜着走。”我急忙对小杭解释说。
“好吧。真凑巧。明天好象是有一班国际班机，是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从上海飞卡拉奇。我这就给上海挂加急电报试试看，能不能订上，我可不敢保证。加急电报费可得由你们出啊。”
“太好了，小杭，谢谢你啦！我就在办公室等你的消息！”
挂上电话，我的心脏敲打得更激烈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刚才我竟能那么镇定。
我感觉到全身发凉。这一个电话出去，等于穿上了红魔鞋，只能一刻不停地跳下去了。可是，即使有了机票，还有多少手续要办呢？我得去公安局外国人员出入境管理处在护照上盖出境许可章，还得到会计科开支票，然后才能到民航局拿机票。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漏洞，那可是想立即求死也不可能了。
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甚至祈祷：上帝啊，救救我吧，别让小杭订上那张飞机票吧！我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桌上的那部黄色电话机，象是在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嘀铃铃……”，电话铃响了，我被吓得打了个冷颤。希望不是小杭，如果是，那就告诉我没有订上那张飞机票。
“小关，算你运气，票我给你订上啦！明天的，从上海到卡拉奇，OK了。从卡拉奇经开罗到巴黎那段需要再确认。”小杭在电话里高兴地说。
我脑袋“嗡”了一下。我使劲地打了一下额头，镇定一下，然后问道：“几点起飞？”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先飞上海，在那里等一个小时后，再转巴基斯坦的飞机飞往卡拉奇。”
“什么，还要在上海等一个小时？没有直接接上的吗？”我急不可耐地问。
“你说什么？给你包一个专机得啦！”小杭有些不高兴了。
“好，好，小杭，谢谢你啦！我马上通知外宾……如果外宾临时决定不走了，能怎么办？”我试探地问。
“什么怎么办？这你还不知道？退票费是票价的一半。”小杭真的生气了。
“我什么时候取票？”我忙问。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我六点以后去取。”我说。
“六点我已经下班了。你就找这里值班的人取吧。别忘了带支票。”
说完，他就挂机了。
我两腿已经软了，瘫坐在椅子上。
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里面剩的冷茶，又用食指使劲地按了按太阳穴，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拿出笔和纸，就象平时接待外宾作工作计划那样，一项一项写下了我要办的事：
1， 带护照去公安局盖出境章。
2， 到财务科领支票。（希望王科长不在办公室）
3，六点下班后取机票。
4，烧掉家里的朋友信件，以免事发后连累他们。
5，准备简单的行装
写完以上事项后，我把纸条折好揣到裤子口袋里。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的护照，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内衣口袋里。骑车飞快出了“和大”大院。
“同志，今天下午政治学习不办公。”大门警卫伸出手挡住我说。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和大’的小关，我有急事，外宾明天要出国。”我没有下车，只用一只脚支在地上对警卫说。
“可是办公室没人，都去开会了，你也办不了事啊。”警卫说。
“我去碰碰运气吧！”没等警卫允许，我就骑上车，直朝里面冲去。
这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我迅速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果真不见一个人影。我直奔那间平时常去的办公室，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要出境，都必须在那里盖章，海关才给予放行。
透过房门玻璃一看，确实没人。使劲推了推门，门锁着。用手遮住额头再往里一看，就见那枚红色的出境许可章，静静躺在桌子上。我又四下看了一看，仍然没有人。
怎么办呢？破门而入太危险，而且我又没有“作案”工具。情急之中，我掏出身上的钥匙串，一个一个往钥匙孔里试，就在我试到最后一个钥匙时，背后响起了脚步声。
“是谁呀？”这一声喊，把我浑身都吓软了，我一转身，把背靠在了门上。
“是你？小关，在这鬼鬼祟祟地干什么？”来人正是专门负责盖章的外事警老王。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警服，双肩上的警徽肩章看上去却象是新的。怪了，平时没觉得他这么威武呀！
“老王，是您呀！太好了！我正到处找您呢。真急死我了。西园寺的公子明天要出境，我来给他办出境手续来了。”我尽量不露声色。
“下午不办公，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想破门而入啊？”
“老王，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哪敢啊！我当然知道下午不办公，可是头儿让我来办，我也没办法，这是急事呀！明天一早他就得走，我哪敢耽误了他呀！”我边说边偷偷地把手里的钥匙串放进了裤子口袋里。
“急事？如果我不回来呢？”老王这时已经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回头问道。
“那我就只好在这死等您啦！等到太阳落下山，等到月亮爬上墙头，等到海枯石烂，等到地老天荒，我也得等啊！”我故作轻松地开玩笑说。
“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词儿就是多！今天算你运气，哪有这么巧的事！我正好回来取一个文件，就遇到了你这个倒霉鬼儿。”老王被我逗乐了。
老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那串钥匙是用一根绿色的细绳儿，栓在他的裤袢上。我跟在他的后边，进了那间办公室。趁机用手擦了一把额头上渗出的冷汗。
我拿出那本蓝色的护照递给老王，他翻开护照的一页，拿起桌子上的那枚红色出境章，刚要往上盖章的手突然停留在半空中。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坏了，莫不是这个老警察看出什么破绽了？
“表呢？”老王把手上图章的又放到了桌子上，问道。
我突然想起来了，每次来给外宾办出境手续都得事先填一个固定格式的申请表，那种申请表，我办公桌抽屉里就有。可刚才来之前太紧张，竟忘了填！
“唉呀！糟糕，我来的太急，忘给您带来了，明天我就给您送来。”我一拍自己的脑门说。
“忘了？”老王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并扬起头，开始打量起我。他也许在想，小关这个人，办事一向是仔细认真，从没出过丢三落四的事情。今天怎么啦？
“今天我们也是开会学习的日子，下午西园寺才打电话来，太紧急了。明天一早，我就把表送来。”我解释完之后，又装做漫不经心地说：“听说，广东省省长陶铸被抓起来了。”
“什么？听谁说的？是真的吗？”老王忙问道。
“今天早晨在我们院子里听说的。”我说。
“现在的社会真是太乱了，谁也说不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陶铸？那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老革命啊，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坏人呢？要这么看，咱们中国的好人确实不多了。”老王感叹道。
“不过，老王，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叉开他的话问道：“现在几点了？”
“噢！四点多了，我得赶紧回去开会。”老王站了起来说。
“那我的章呢？”我趁机赶紧问。
老王拿起那枚图章，在那本蓝色的上“啪”的一下，然后递给我说：“只此一遭，下不为例。”
我揣起拿本蓝色护照，向老王敬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礼，就快步走出那间办公室，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到了我们“和大”的大院。一路上，我几次脚底板踏不到自行车的踏板。我哪来那么大的胆量？我这不是在玩命吗？我在青海跟一群饿狼玩过命，跟山里的熊瞎子玩过命。可今天，我是在跟公安局玩命儿啊。但我感觉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驱使着我，有一支无形的手在推搡着我。我的理性已被控制，我在疯狂地做着一件疯狂的事。
回到办公室，办公室仍没有人，看来机关的大会还没开完。我看了一下手表，五点了。我从裤子的口袋里拿出备忘的那张纸，用笔在第一项上重重地打了一个钩。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不知谁曾说过的一句话：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闯过了第一关，其他的关就容易过了。但愿如此啊！
就在这时，走廊有动静。
大会散了，同事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他们一看到我，都象商量好了似的，不与我说一句话，各自低头整理自己的抽屉，等待下班。不理我也罢，多说一句话，说不定我会露出破绽。
我又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还剩五分钟就要下班。我悄悄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快步走到一楼的会计科对面的男厕所里，我观察了一下，看见财务科里只有老许一个人，正在那里锁抽屉准备下班呢。我两步越过宽宽的走廊，跨进会计科。
“小关，有事吗？”老许是一个很老实的老好人，不太爱说话。他是专门管财务，处理支票的。
“老许，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出国，机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我去取，请你开张空头支票给我。”我说。
“秘书长知道吗？”老许问道。
“那还用说！他不批准，谁会给出票。”我故作轻松地说。
老许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正好指着六时。他很快地打开了保险柜，取出支票本。
就在这个关口，财务科的王科长走了进来。
这下糟了！我的心骤然收缩在一起。这个王科长，就是我在那张备忘纸条上写的那个“希望他不在”的人，是我最怕碰上的人。我与他在文革发起之前，本来是关系不错的同事，但自单位里出现两派后，我们成了对立面，他还是对立派里的活跃分子。他最近正在到处抓我的把柄呢。现在他只要公事公办，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
我没想到，他一见我在那里，就好象见了鬼神似的，一扭头又走出去了。
我暗暗出了一口气。他走出去之后，老许很同情地看了看我，并很快地在支票上签了字，在左上角上划了两杠，这表示这张支票只是转帐空头支票，不能挪用。
“谢谢！谢谢！”我真心地感激他。
回到办公室，同事都走光了。我慢慢地打开抽屉，想仔细地检查一下，里边是否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带走或毁掉，尤其是朋友的私人信件。我不能留下任何牵连到他人的蛛丝马迹。
我最后一次轻轻地锁上那张我已经用得很习惯的书桌抽屉，不管出逃成功与否，我不会再坐到这张桌子旁边了。
我突然想起还应该去趟储蓄所。按常规这个时候早就关门了，我想试试运气，如果发生奇迹，倒是个好兆头。我开始迷信起来。奇怪的是，储蓄所还真开着门。那几天银行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八点关门。这难道真是天意？
我从存折里取出两百元，以备急用。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我正要将这厚厚的十元一张的一沓钱放到外衣里边口袋的时候，迎面竟碰到了我的老科长岳军。他是一个为人厚道正直懂得是非的人，说话慢慢腾腾。十三年后我第一次返国，他是老“和大”第一个欢迎我回来的人。
老科长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只是很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拍拍我的肩膀。那神情好象在对我说：小关，别泄气，坚持住，风暴很快会过去。我不能再直视他的眼睛，匆匆离开了。
接下来，我又顺利拿到写着西园寺一晃名字的机票。
无言伤别离
早春二月的北京，依然是寒风凛冽。我顶着强烈的西北风，骑车向家赶。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我的肌体在高度紧张下运转，不觉得累，而现在，我一下子陷入一种异常的空虚和迷茫中，浑身轻飘飘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已经把自己抛上了贼船，绑上了风车。以后上刀山，下火海，没有退路。身后是什么，我一清二楚；前面是什么，我却不知道。我王八吃秤砣，铁下了心，哪怕赴汤蹈火，我只能往前走。
当我骑到家门口，看见我家的那扇窗户的灯光时，我的精神刹时崩溃了。我一下子瘫坐在黑暗之中。那扇窗子里，有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疼爱的两个人啊！我的年迈的母亲和我的年幼儿子！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只有他们俩是和我相依为命的啊。
我怎么能狠心抛下他们，自己远走高飞呢？
我太爱我的母亲了，她在我的心目中是完美无缺的，她把爱全部都贡献给了别人，却没有得到爱的回报。父亲常年在外闹革命，母亲等于活守寡，拉扯我们三个孩子长大。好不容易等到上海解放，父亲却已在那边有了一个“解放夫人”。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她刚刚开始了还算平安的晚年，刚刚开始享受到一点点天伦之乐，我竟做出如此伤害她、甚至会置她于死地的事情来！我罪该万死啊！
我唯一的儿子小新，我的亲生骨肉，他还那么弱小，他是多么需要我这个父亲啊。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晚上都站在阳台上，翘起小脚，向我回家的路张望，盼着我能早点回家。每次我和美珍吵架的时候，他就躲在门后，那张小脸上爬满惊恐和委屈的泪水。还有美珍，尽管我们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此刻，我满心只有歉疚和悔恨。美珍，你的命运也许还不如母亲，她老人家名义上还有一个革命的丈夫，而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屈辱啊！
愚谦啊愚谦！你不能、不能这么做呀！你这么一逃走，就是“叛国”行为，母亲，妻儿，哥哥，姐姐，亲戚，朋友都会被株连的呀。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一下子汹涌而出，我任凭它顺着脸流趟到胸前。突然我的胸口憋闷得要死，全身痉挛起来，我感觉到要窒息了。我仰头朝天，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被冷风一灌，我似乎缓过来了一些。泪水被寒风一吹，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那冰碴小刀子一样刺着我的脸，使我多少清醒了一些。
一切都晚了。从偷用了那本蓝色的护照开始，罪就已经犯下了。你即使就此打住，不再继续往下走，你也会被以“叛国”的罪名投入监狱。那时，所有的侮辱、鄙夷、漫骂、愤怒、奚落、幸灾乐祸都会对准我，对准我的家庭。我将会被处死，到那时，谁来保护我的老母和妻儿？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不能再往下想了。事到如今，我只能咬牙做下去。我强迫自己站了起来，用手抹掉脸上的冰碴，迈着艰难的步子朝家里走去。
昏暗的灯光下，母亲戴着老花镜看着报纸。她在等我。
“愚谦，怎么回来这么晚？”她担心地问。她知道我在单位里受批判的事。她在为我担惊受怕，焦虑不安。
“娘！单位临时有点事。”
“愚谦，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我精疲力竭的样子，我脸上和胸前的残余泪水，躲不过母亲的眼睛。
我紧紧地拥抱着母亲，亲吻着她那消瘦的带有皱纹的脸庞：“娘，没什么，只是心里有点事。你放心吧。”
“愚谦，心里有事，别憋着，跟娘说一说，说出来就会好受些。”母亲用她的手暖着我的手。
“怎么？回家来，也不进屋打个招呼！”美珍满脸的不快，从另外一个房间走了出来。
母亲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将我往美珍那边推。
“美珍，你可以高兴了，火已经烧到我身上了。他们这回要老帐新帐一块儿算了。今天他们已经开了背靠背斗争我的大会，明天早上，就会有人来抄家了。”
“真的吗？那可怎么办？”美珍慌张起来。
“明天一早，你带着小新到你姐姐家躲一躲，”我说：“娘也到敏谦姐家住上几天。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跑回家来。等事儿过了再说。”
“那你在家里怎么办呢？”美珍似乎有点后悔地小声嘟囔道。
“我整理整理我的书籍和家里的信件。该烧的烧，免得被他们抄去当证据，借题发挥。”我说。
“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借题发挥的？不！我不走！明天他们来，我会和他们讲理的。好好的一个家，不能就这样完了。”母亲火了，我这一生很少见她发那么大火。她哪单薄的身子开始瑟瑟发抖。我心里顿时一揪。我伸出一枝胳膊，紧紧地搂着她说：
“娘，明天他们来找我，主要是先和我私下谈谈，交待一下政策，您在家不合适。我会和他们好好谈谈的。谈不通再说。您不用太着急。就这么着，不讨论了。娘，你们都早点睡吧！我还得翻翻家里的东西，看看有什么该烧的。”
“我来帮你烧！”母亲坚决地说。
“我也来！”美珍也不加思虑地说。谁都知道，文革期间，谁要是在家烧东西，给查出来那是要罪加一等的，那说明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美珍在这种时候敢站出来帮我，说明她对我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我再次感到难过和内疚。
“不用了，太晚了，明天一早你们要早起呢。”我尽量平静地说。
“要想开些，啊！”母亲叮嘱道。我再次亲了亲母亲和儿子。
烧完信件，深夜已经降临，万籁俱寂。母亲和美珍都已进入梦乡。我丝毫没有睡意。从内衣口袋里拿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和飞机票，仔细地审视起来。此刻，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我长得一点都不象。把这照片揭掉，贴上我本人的照片也许会安全些。
哪里去找我的合尺寸的照片呢？而且护照上的照片有钢印，怎么办？我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在财政部专家工作室工作的时候，我曾带苏联专家刘明去一家照相馆拍护照照片。我自己也照了一张。但这么多年了，不知放在哪里了。我使劲地回忆，想起来了！它在我的办公室里。可深更半夜的，难道还要去那儿再冒一次险？
怎么办？如果不换照片呢？不行，躲过第一关，也躲不过第二关。不管多晚，也得去取来！我又悄悄离开家，骑车往单位赶。大街上空无一人，空气几乎都凝结在一起。我飞快地骑着，四十分钟以后来到了“和大“门口。大铁门已经关闭，有解放军站岗。我向他说明，我有东西放在办公室，明晨一早办事要用。他看了看我的工作证，仍然一脸的狐疑，有什么东西那么重要，非要半夜三更来取？他叫醒了住在大门旁的值班老人。老人一看是我，说认识，摆摆手让我进去。
上天保佑，那张照片真的在办公室。
回到家里，我比了比，照片大小完全一样。可是钢印怎么解决呢？我翻来覆去地看，忽然发现，我的照片，纸质单薄，而护照里的照片，纸质硬厚，钢印凸出。我把我的照片叠放在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上，用手指甲轻轻摩擦，不一会，钢印就被拓在我的照片上了，看上去非常逼真。我拿出小刀，轻轻地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揭下来，再拿出胶水，把我的照片贴了上去。
简直不可想象，看上去天衣无缝！
那一夜，我彻夜无眠。
生离死别的时刻来到了。
刚刚吃完简单的早饭，我就催促母亲和美珍说：“在他们来抄家之前，我需要一个人好好地冷静想想，你们快快走吧！”
母亲不情愿地拿起她的手提包，她好象预感到什么，她的嘴唇有些颤抖，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她又说不出来。她就那么两眼含泪地看着我，那目光的含义，我全懂。我不敢直视她的目光。那是世界上最能动摇我决心的目光，再多看一眼，也许我内心那脆弱的防线就会被冲破。我强忍着，向母亲摆了摆手，母亲什么也没说，就步履蹒跚地走了。哪里知道，那早上竟成了我与母亲的永别！
美珍拉着儿子小新的手，也往外走。到了门口，她忽然回过头来望着我，带着内疚的神情说：“愚谦，你一个人好好地呆在家里，我到我姐家去住一两天就回来陪你。”她的眼神与以前大不相同，充满爱怜和关心，我朝她点点头，说不出话来。儿子小新一边跳一边叫地甩开妈妈的手，自己先跑到楼外，对着家里的阳台挥着小手大声喊起来：
“爸爸！再见！爸爸！再见！”
我忍不住冲到阳台，手忙脚乱地打开了阳台的门，朝儿子挥着手喊道：
“小新！再见！小新！再见！”
母亲、妻子和儿子的背影一点点远去，一点点变小，就在他们从我的视线里完全消失的那一瞬间，我滩倒在地上。
我象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又象疯了一样在家里那不大的几间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我边走边哭边、自言自语地叨咕着：“亲爱的娘啊！您真的不知道，您也许再也看不到您的儿子了吗？您这不孝之子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对不起您，您可要多多保重啊！娘！上天有眼！我实在是被逼上梁山的啊！小新，我的好宝贝，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看到你了！你可要好好活，长大以后你能理解我这个无情无义的爸爸吗？你要知道，爸爸今天这么做，实在是万不得已啊！美珍啊！美珍！你……!“
墙上挂钟打点的声音，把我从迷乱中震醒。已经是八点钟了，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赶紧走到家里那窄小的卫生间，一抬头，我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头发蓬乱、满脸青灰的陌生人。我被自己的这副样子吓坏了。这是我吗？简直是一个鬼！这哪里是那个一向彬彬有礼、尊老爱幼的关愚谦啊？这样子到机场和海关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我不敢再看自己一眼了，打开水龙头，使劲地冲起头来。
冷水，使我清醒好多。我应该带什么东西走呢？家里有一个大箱子，还有两个小箱子，小得只能装一点换洗衣服。我觉得，一个外国人决不可能只带一个小箱子长途旅行。我从家里的衣柜顶上拿下那个还相当新的帆布大箱子，找了一些我的衣服放进去。可是箱子显得空空荡荡的。箱子太空了，万一海关打开检查，会引起怀疑。怎么办呢？我一眼看见靠在桌子角落里、母亲从乐姨父手里给我买的的那个小提琴，那是几年前生日礼物，也是我最珍贵心爱的财产。带着它不是最好的纪念吗？如果我真能逃出去，到了国外走投无路时，也许还可以在街头拉小提琴卖艺呢。我把小提琴连盒子一起，轻轻地摆到了箱子里，大小正合适，然后又在箱子里放了一套厚厚的用字典纸印制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我特意把家里收拾得象平常一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谎称不舒服。那天是星期六，一般这天都比较闲，新来的贾科长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