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坐着一部三轮车、带着一个大铺盖、来到了北京台基厂九号大院，这里是外交部直属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所在地。
他穿得利利索索，只是头发有些蓬松，一看就知是从长途火车上刚下来的。他走路有点飘，满脸的兴奋劲儿依然无法掩饰身体的虚弱和疲惫。这个年轻人就是我——关愚谦，刚刚从青海“劳改”回到北京。
我顾不上回“家“，实际上也没家了，直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报到。不过,说来也真凄惨,我已经参加工作快十年了,刚建立不久的小家庭就被拆散,现在我回来了,美珍却在一年多前,摘掉右派帽子以后,调到西安山西大学工作.那时我也从日月山人民公社调回西宁,我们之间的联系又较前频繁了. 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提起离婚之事,但从信里的文字表达来看,双方已经感觉到,在情感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毕竟分开四年了. 这四年,随着岁月的移逝,两人都已建立了新的人生观,新的生活圈子,两个人的命运已不象1958年那样,系在一条船上.
从青海出发的那一刻起，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 脑子里唯一想到的,就是“争取顺利回京”。一路上，我几次梦见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玩命似地追我，终于搜走了我的调令，并当众宣布：“关愚谦！你好好听着。想逃避革命是不可能的。你就是走天大的后门，我们也要把你揪回青海。直到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
“不，不！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别押我回青海。” 每次我都从梦中被吓醒，满身冷汗。
现在看来,我相信自己又重新归队了。我早就听说过,北京有个名叫“和大”的外事单位，全名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对我来说，它是神秘而浪漫的。不说别的,单单就是那个大院,我过去到王府井时,常经过台基厂那里.从外面看进去,深不可测,两扇高高矗立的大铁门和两个解放军站岗，就会把人镇住，马上会联想到，进进出出这里的人，总有些名堂吧！
我被安排在“和大”办公室作对外联络工作，我们的办公楼设在主楼，过去是意大利大使馆大使的办公室。我们这个单位实际上就是外交部派生出来的一个半官方半群众的组织，日常业务是：接待各国友好代表团，安排他们在中国的参观和游览活动；负责常住外国友人的生活起居；举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声援活动，如大小型群众集会；协助其他外事单位安排大小庆祝活动和国宴。
我是一个比较外向、爱活动、爱交友的人。“和大”的工作性质很适合我，我也喜欢那里的气氛和那里的同事，都是知识分子，因而，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轻松自如，很快成了联络工作的业务骨干。我们联络组实际上是接待工作的枢纽或中转站。不但要跟本单位上上下下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工作人员联系，还要跟许多外单位、上到各主管部，下到工厂、托儿所建立关系。我自认为，和大家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
别看我们「和大」只是一个群众组织，但它是一个通天的单位，有些著名的国际知名人士来中国访问，为了避讳党政机关出面，就由我们和平委员会接待，因而，我们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 接触的机会特别多。郭沫若、廖承志、刘宁一都是我们“和大”的直接领导。几位在中国长住的国际知名人士，同时也是周恩来总理的私人朋友，象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作家、诗人路易．艾黎，被称为日本民间大使的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都住在我们“和大”的大花园式的院子里。他们的迎来送往、衣食住行都是由我们联络组负责安排的。
我最先一年多，就住在“和大”院子里的单身宿舍里，周末有时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秘书赵峰风拖去陪斯特朗老太太打打桥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曾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和大”副秘书长郑森禹，也偶尔来凑凑热闹和老太太玩几局。
如果我们接待特别重要的人士，一般都通过廖承志（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或刘宁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报请中央，请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总理出来接见的时候比较多，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有出来的时候。这时，我们这微不足道的联络组人员就成为打前站的前哨人员了。我们得提前到人民大会堂，配合那里的工作人员安排接见事宜。一个一度被打到十八层地狱的我，忽然又有机会参加中央首长们对外宾的接见，听他们的谈话，对我来说，跟做梦一般。
当时，人民大会堂的保卫和招待人员对国家首长的接见都有了一套规格，例如，他们把国家领导人分成几类，最高一类为「四主」，第二类为「四副二高」。我们一到人大会堂接见厅，他们就问，今天是谁出来？一主还是二主？回答的暗号是“一主”，这就指的是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二主」则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三主」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四主」则是政协主席朱德。最开始我不懂得这暗语，很不自在，到后来熟悉了环境和内部语言，办起事来就容易得多。接待人员只要知道是哪个主来了，他们就知道以什么方法来接待，如拿出什么烟，泡上什么茶。如果是宴会，拿出什么菜。
「四副二高」则是指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一级，和高等法院院长、高等检察院院长。他们的保卫和接待规格相对就低了一级。这一套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我那时是苏联专家翻译。
我永远忘记不了以下几个故事：
1963年冬天，刘少奇接见一非洲代表团，我随同秘书长早已来到了人大会堂，被接见外宾则在旅馆等待消息。预定接见的时间已过，刘少奇还没有来。大家都很心焦。忽然，红色的保密电话机响了，警卫长拿起电话说了一声“是”，立即放下电话对大家说：“二主动身了”。这时大家都立起身来在大门口迎接。因为从中南海到人大会堂，咫尺之遥，说话就到。
刘主席从红旗牌轿车被扶下来了。他身穿貂皮大衣，慢慢进入大会堂前厅。他把两手往后一伸，随从人员知道这是要脱大衣的动作。立即有人上前，为他脱去大衣。然后他徐步走至接见厅，边走边对旁边的人视而不见的用湖南口音问：“今天来的是什么外宾啊？”我们「和大」的陪同立刻走上前去介绍情况。二主坐下以后，呷了一口茶。他刚一抬手伸出食指和中指，站在后面的随从立刻递上一支熊猫牌香烟。也不知二主听懂了关于外宾的情况介绍没有，就说：“让他们来吧！”
我于是立即打电话到北京饭店，请外宾动身。几分钟以后就到了。
那次的谈话，只能这么说，一家之言。刘少奇向对方简短打了招呼以后，就开始介绍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讲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大道理，足足讲了二十多分钟，然后问对方：“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没有等对方来得及提问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罢就站起来向对方告别，有礼貌地把他们送出大厅。参加这次接见，使我浑身不自在。我当时就有这样的印象，刘少奇变了，变成了一个趾高气扬、满身官僚气、只会向他人说教的封建皇帝，和他那满口的革命词藻，极不相称。
第二件事是有一天，总理接见一组也是非洲来的外宾。事前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总理的时间很少，希望饭菜弄得越简单越好。”秘书长嘱我和人大会堂负责安排宴会的负责人联系。对方说：“有数了。”我再三叮嘱，对方还觉得我罗嗦。
当天晚上，宾主谈话甚欢，宴会桌上多一空位，总理也让我坐下一起用餐。总理谈笑自如，不时向对方提出各种问题，非常洒脱，毫无大国首长的架子。饭吃得差不多了，他不时地看着手表，希望这宴会不要拖得太长。谁知，最后一道菜竟然是一个火锅，总理的脸立即沉了下来。
宴会终于结束了，当他把外宾送走后，转过身来对着秘书长和我严肃地批评说：“今天的饭是谁安排的？回去一定要给我写个检讨。安排这么多菜，不但浪费钱和时间，还给人家造成一种印象，中国人就会吃。”说完他气冲冲地走了。秘书长首当其冲，挨了总理批评，很不是滋味，我就把打电话的情况向他汇报了。
刚回到机关，就接到总理秘书电话说，总理回办公室，气仍未销，一定要我们写检讨不可。当然，写这检讨书的任务落在我的身上。我一连写了几次稿，秘书长一改再改，
两天后，检讨终于写完了。秘书长向总理办公室挂了电话，对方回答说：“先放在你们那里吧！总理气已消，大概已经忘了，如果他还要，你们再送来。”说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我相信，这份检查大概还一直躺在老「和大」的档案柜里等后人来翻阅呢！
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1963年中苏对立到互相攻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和苏联打嘴仗、笔仗以外，基本上停顿了。中国这时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交，也就把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到亚非国家上。周恩来总理1963年秋到1964年初对亚非十三国出访的同时，中国又在「和大」工作班子的基础上成立了“亚非团结委员会”。我们接待亚非左派代表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同时还经常组织群众集会来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其它国家的反美斗争和欢迎那里来的代表团。小的集会从政协礼堂的数百人、人民大会堂的上万人，到大的，如体育馆数万人和工人体育场数十万人的集会。北京市负责组织台下的群众和安全保卫工作，我们「和大」则负责台上主席台人员的邀请和入座。
这种集会的最原始计划，其中包括集会规模，邀请范围，由谁出来主持，谁出来讲话，差不多都由我们联络组拟制最初稿，然后层层上报，直到总理办公室。只要中央一批下来，我们立即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向所有的有关单位联系，了解在京外宾的人数和名单，可否出席，向各民主党派、各军委、部委邀请有关首长出席事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联系同声传译，联系集会场地负责人。总之，事无巨细，头绪繁多，每天从早到晚，电话不断。当时，我们联络组的人手极少， 一共只有三人，科长岳军，科员乍荣镇和我。由于大家关系很好，工作默契，一心都为了工作，因而日夜苦干，从无怨言。
为了节省时间，我和当时的同事乍荣镇的脑子里几乎全是电话号码，桌上放着该做的事，每完成一件，打一个钩，不然，怎能应付繁重紧急的任务。当时我觉得这些组织工作太繁琐和累赘，没想到它变为我这一生的财富。我在后来在国外多次组织大型国际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些经验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因为「和大」联络组组织各种群众集会的原因，小乍，小关，在外事口的知名度还不小。
北京天安门旁人民大会堂的五千人国宴，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充分表现了大国的气魄。它也永远是中国最高级别、最豪华的聚会。不要说别的，单单同时上菜就是一大学问。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一个单位安排不过来，也就把我们联络组小乍和我，对外文委的两个人请去协助。一共只有我们六个人为国宴安排席位，大家开玩笑地把我们自称为六「将军」。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是，晚上一共来多少外宾？如何按身份分插在中国主人的席位里？我们要学会站在宴会厅的高台上往下看，要能准确看出，大厅五百个桌子，哪桌人太多。哪桌人太少，哪儿缺少一把椅子，哪儿桌布不整齐，哪儿少了一个酒杯，甚至要看到哪一桌为洋人的刀叉摆错了位置。最难办的是请大使馆人员参加的国宴，座位摆错会造成政治错误。当时由外交部礼宾司的朱传贤来负责。
负责安排国宴席位，虽很紧张，也是国家对我们的极大信任。更令我高兴的是，在国宴上，我能看到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所有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还可以见到中国的文化、艺术界名人，以及来访的外国首脑、甚至世界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这是多么刺激的工作啊！
从北京到青海，我被反右大风浪卷入“十八层地狱”， 而现在又如做梦一般返回北京，大浪又把我从“海底”送到顶峰，溅起灿烂夺目的浪花，。我沉醉于幻想，我麻木于成功感，我忘了自己当初参加革命的初衷，我甚至一度忘却在青海苦苦难难的日日夜夜。
我还记得中学时就读过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写的这样一段话：“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生蹭蹬，一事无成。”这话好象就是针对我说的，我已经从海底升到了浪尖，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保持在这最佳状态。我也一再警戒自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踏踏实实做好本分工作吧！这样的工作，你也该满足了。
和美珍恢复了正常关系
美珍和我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同学，她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孩子，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纤巧精致，敏感脆弱。如果没有各种政治运动，我相信，尽管我们会有性格不同上的争吵，但我们的家庭生活会幸福美满的。可惜， 残酷的政治运动和无人性的人事调动，不知拆散了多少恩爱的夫妻。
自从我六二年回到北京不久，就利用假期到西安去看美珍。她外表上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么漂亮，人比过去也略为胖了一点，显得更动人了。尤其是那对亮晶晶的眼睛，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是她内心变了，变得更冷了，冷得有时我会浑身打寒噤。她说话不多，但几乎句句带刺。我来到山西，她非常高兴，把她那自己又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给我做可口的晚饭。晚饭后，我们两个人默默无言地对坐着，可以沉默很久。我有千言万语想对她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怕一个句子说错，可能又会引起她的不高兴。因而我的结论是不说比说还好。可是完全不说，她也会不高兴。
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她会那么冷？一个娇生惯养的少女，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得到的是什么呢？连个家也没有，生活孤独，周围没有一点温暖，还要到处受人的眼色。我同情她，怜悯她，尽量让她从我身上得到安慰。
来到山西几天，我们又和好如初，虽然还有些过去的芥蒂和长久分开所带来的隔膜，社会的变化也使我们缺少了共同的语言，但我们毕竟是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她脸上又浮出了多时没有过的笑容。恨只恨，我们分居两地，刚刚重燃起的爱情火焰，很快被我们的分手退了下去。
“愚谦！我们这样长久分开，不是个办法，山西这个地方我实在受不了，不但生活不习惯，这里的人的性格，我也不适应，你现在已调回北京，想办法把我调回去吧！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 美珍在我临走时恳求地说。
我立即答应了她，而且我感到，我现在也迫切需要一个家，儿子小新一年年长大，现已五岁，调皮捣蛋，外婆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而且父母和儿子不在一起生活，太不正常了。
「和大」一直不断地在增加人。除了增加不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外，还调进了一些军队退伍下来的军官，他们的家属也纷纷调到北京，安插了工作。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向人事科老唐提出了把美珍调回来的要求。老唐是个很热心正直的人，一听我说，分开了四年，他答应替我马上联系。几个月以后结果下来了，理由是，“脱帽右派不能调回北京。”
我这时候才发现，不论你走到中国哪个角落，永远甩脱不了这个紧箍咒。美珍到底犯了什么法，连调回北京都不行？原来还有此一说，右派被摘了帽子以后，尚有一个永远摘不掉的帽子，叫做“脱帽右派”。我对共产党的政策越来越不能理解，这样做，只会制造仇恨，对共产党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你们军人调来北京，整个家眷都可以一起来，为什么偏偏我的妻子不能回来？什么“脱帽右派？”这有什么法律依据？中国过去，王也有王法嘛！
我们夫妇自结婚后，就永远未得安宁过，一对恩爱鸳鸯硬被人为拆散，各分东西，说什么服从组织分配，实际上，每个单位都是本位主义，需要你时重用你，不需要你时一脚踢开。我对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不满意过。
总不能让我们一辈子分开啊？我于是想让美珍索性辞职回京，另找出路。孰知，到派出所一问，也不行，没有机关调令，北京不给户口。没有户口，就等于是个黑人，连买粮食都成问题。总之，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把我恨得咬牙切齿，又有什么办法？
在「和大」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和平里分到了两间一套有阳台的房子。我真是高兴极了。那是一所新盖的四层楼房，有带煤气的厨房，有盥洗室，进门的走廊也很大，可以放一个饭桌，深红色的水磨石地把两间卧室衬托得干净舒适大方。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母亲接来住，因为她马上就要退休了。这样，把小新接来也有人照顾。真没想到，美珍坚决不同意，她说：“那我暑寒假回来住在哪儿？”
“我们有两间房，照样住得下啊！”
“那不行。我不能和你母亲住一起。”
“那小新接来谁管啊？你又一时回不来。” 我问。
“可以把他送托儿所，幼稚园嘛！”
“晚上和周末谁管？我又经常加班。”
我这句话把她问住了。她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可以把你妈妈接来，但是，我回来时，她得离开这个家。” 她斩钉截铁地说。 美珍好不易从太原回来一趟，我知道要改变她的想法是不太可能的，既然她已经同意母亲来北京和我一起住，已经比过去进了一步，但总是在我心中留下不愉快的阴影。
自从母亲和小新搬到北京来以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人还没到家，就从阳台上听到儿子叫唤爸爸的声音。我经常加班加点，不管我多晚回家，母亲永远在等我，带着一个老花眼镜，不是在看书，就是替我们缝缝补补。我们母子之间谈话的东西可多了。她关心世界大事，关心国家局势，总是问长问短。我们之间也经常有些小矛盾，那就是她嫌我吃得太少，或就是我责备她晚上睡得太晚，我常常加班加点，她不要等我回家。
美珍实在不会做人，每次放假来北京，大家高高兴兴，但她一见到我母亲总是拉着一个长脸，母亲很识相，卷一个小包包就走。为此，我心里自然一肚子不愉快，得隔好几天才能平下气来。她和谁都处不太好，对我姐姐哥哥，对她姐姐，都非常冷淡，只愿意和我、和小新在一起，我知道她对我好，我也经常让着她。但是，我受不了她那种嫉妒心，有时甚至嫉妒起儿子小新来。我也是一个急脾气的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让再让，有时发起火来也不饶人。发展到后来，她每次来，已经成为我思想上的负担，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吵完就完了，但她可以放在心里好几天，好几个月。我们之间的裂痕大起来了。过去分手是难解难分，现在我是希望她早日回太原，让我过个太平日子。
我们之间感情陌生了许多。我们的儿子小新，是维系我们感情不至于更疏远的唯一纽带。 我突然觉得，命运就象佛教本生故事里的转世，捉摸不定。菩萨尚且要经历五百次转生的痛苦，这次投胎在王后肚子里，下次就有可能成为乌鸦和鹌鹑。我们是政治贱民，德行又非菩萨可比，理所应当越“转生”越糟糕。但更糟糕的是，我们两个苦命的“同命鸟”还要相互伤害 。
阶级斗争尖锐化
1962年的秋天，中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人民思想也舒畅一些，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刘少奇提出三不政策，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并且考虑在农村进行包产到户的政策。这一政策受到党内当时很多人的支持，连我们外事部门都听说了都听说了。总之，农村形势开始好转，最显著的是，我们食堂的打卤面里可以看见肥肉钉了。
可是就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且随时随地妄图复辟，这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初，人民日报忽然登出，湖南河北等地开展了整风整社，发现地方农村干部中出现了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行为。河北因而进行了小四清：清理帐目、仓库、财务、工分。
听说，就是在这基础上，毛泽东于1963年5月，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俗称前十条，也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总之，只要中央有什么政治动静，全国都得跟着动，而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由毛主席发动的。尤其当毛主席退居第二线以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的脑子和别人不一样，因而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
我们的和平委员会开始又不和平起来。中央决定派工作组下乡到农村，帮助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于是开始学习毛主席的批语：“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教育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一读到这句话，我的全身细胞又都紧张起来。
接着，江青在上海组织人力，开始批判孟超新编的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说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歼击斗争的重要表现。我是一个酷爱文学的人，当看到报刊上对一系列我喜爱的电影、小说、戏剧，如「刘志丹」、「怒潮」、「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等进行批判时，我开始对自己打了一个大问号：我的思想怎么那么迟钝，怎么看不出这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啊！
接着，这种大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学术领域，把哲学家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理论说是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理论的对抗，把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吴晗的书说成是“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
按理说，这种学术上的论证应该是把原著印出来，让大家先读，然后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辩护。事实上则不然，我们只读到一面倒的批判文章，而且以学术观点定罪，给别人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
这种完全不讲民主强制于人的做法，我越来越觉得怀疑。毛主席为什么不出来说话啊？我们谈民主集中制，那也得先有民主，然后才有集中。现在只有集中，毫无民主可言了。
自从我回到北京以后，我和好朋友沈觐光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他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 从他们的随便谈吐中，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毛主席退居第二线是因为他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出了问题，他自己是不太甘心情愿的。此外，斯大林在1956年2月的二十次苏共代表大会上，被赫鲁晓夫鞭尸，曾经引起中共党内一些人士的共鸣 ，并且反映在中共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该决议提到阶级矛盾缓和论和反对个人崇拜，毛主席嘴里不说，心里是耿耿于怀的。
我接受了反右的沉痛教训，无论听到什么，都放在自己的脑子里，对谁也不说。甚至尽量使自己和这些小道消息绝缘，以防不测。
但是，这些话对我的刺激很大，党中央如果意见不合，那还了得。我立即重读中共八大决议，那里确实写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
可是，毛主席就在这一年提出「百家争鸣」，1957年开门整风，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知的引蛇出洞，接着掀起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运动，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是不是和「八大」的精神背道而驰？我就在那时，莫名其妙地成为被斗争的对象。最后充军青海。
我们「和大」这个组织，是个政治上很敏感的外事单位， 往往处于战斗第一线。我在财政部工作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要百分之一百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谁知，到青海转一趟回来，苏联忽然成为了我们的头号敌人。这变化简直太大了。
中苏有分歧的苗头我还在财政部工作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具体表现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我们人民日报于当年四月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对斯大林的功过予以三七开。当时我还就此问题和苏联专家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谈过。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回来以后，我们很快就听说，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批判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理论，即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根据中国的革命经验，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毛主席在莫斯科提出了三大论点：一，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的国际论争，我的兴趣是极大的，当然，我的观点一定是站在毛主席这一面。可是，对这问题，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深吃透，就被调到青海“研究地球”去了。
一回到「和大」，正是毛泽东在国际问题上提出“目前世界上正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这一新见解的时候。他的论点是，中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要反对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以此来促进国际形势的分化与改组，团结世界各国及革命的人民结成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1963年，中共在「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以非常尖锐的语言驳斥苏共的理论，并公开批评苏共是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我把那几篇文章红圈圈、绿圈圈读了一个透，有的句子当时都可以背出来了。根据这些战略思想，我们单位常常参加国际上召开的一些和平会议，也就是站在斗争第一线，与苏联永远针锋相对，两边都拼命招兵买马，积蓄力量，想通过对自己有利的决议，非常刺激。我对国际形势的兴趣大大增强了。我是多么希望有机会也去参加这种有刺激性的国际会议，还可以借此机会看看世界。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是我们政治学习的时间，大家都要自学读报，雷打不动。
1965年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一篇批评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戏剧家吴晗的一篇文章，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姚文元写的。姚文元此人我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我多年来的敏感神经告诉我，一篇在党的喉舌报发表的批评文章，绝非等闲。我于是仔细阅读起来。原来吴晗于1961年写了一部关于明代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对该文章在风格上、艺术上和内容上全盘否定。可是在文字上写得非常隐晦，我就把它当作一篇学术性讨论文章，搁置一旁，未于理会。可是不几天，人民日报要求人们就此文章进行讨论。
根据我的历史经验，一篇文章不但登在党报，还要求读者讨论，其中必有隐情。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在年轻的业余作家集会上讲话，要求大家在艺术和文化领域改变工作作风，要有阶级斗争的敏感性。
一提到阶级斗争，我的汗毛立即竖立起来，就好象唐僧要开始念紧箍咒了。可是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出来发表讲话，希望这学术讨论适渴而止。大人物出来说话，的确起作用，这场辩论就无声无息嘎然停止。谁知几周以后，1966年2、3、4月一场大批判开始了。不少在学术上有地位的，如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中央委员、戏剧家田汉、以及和吴晗一起撰写「三家村札记」的的邓拓、廖沫沙等都拉了出来被指名批判。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是隐射毛泽东罢去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官。毛泽东于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把这些人说成是反共分子、是国民党。并提出要在文、史、哲、法、经济等领域进行文化大革命。4月2日，后为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人民」「光明」两报把「海瑞罢官」文章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并点了彭真市长的名。4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公开点名批评彭真，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建王朝。
起初，这些高层党内会议讨论的内容我们老百姓是不知道，也是不应该知道的。可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1966年5月4日青年节，人民日报正式挑开矛盾，宣布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这是一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看到这篇文章，我身上所有的细胞都上下激烈地游动起来。晚上回到家，打开收音机听到广播员在读共青团的号召书，要求青年人积极地参加在文学、艺术、教育、历史、哲学、新闻各个领域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这时，我的胆小如鼠的母亲就轻轻地问我：“愚谦，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报纸上写的文章，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莫不是又要搞什么运动了？”
“看样子，气势还很大。”
“愚谦，这次你可要小心了。少说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听见吗？” 知子莫若母，母亲从来说话不多，但总说到点子上。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大早，我骑车到机关去，只见有一些人群举着标语牌，纷纷来到北京台基厂市委大楼前，边呼口号，边摇旗呐喊。“打倒黑市委”，“打倒黑市长彭真”，“彭真必须低头认罪”“彭真必须交待反党罪行。”我们和大的机关就在北京市委大楼旁边，市委大楼前的骚闹声不绝于耳。这样的大示威继续了很多天，队伍越来越多，来自北京工厂、学校、医院、商店各个单位，很自然，这些都是通过中央点头组织起来的。大多数游行的人跟我一样，不知怎么回事，我想。
可是，很奇怪的是，我们「和大」的党员反应并不热烈，有的对此游行还很反感。难道他们没有得到党内传达？难道这些人真是自发的？他们有这种胆量？我开始模糊起来。
1966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又提出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可是它没有具体指出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指知识分子？还是指党内的领导人？看不透，吃不准，还是沉默为好。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其用辞之激烈，充满了火药性，使我们全单位的人都紧张起来。各个神态严肃，因为这十几年，政治运动已经把人们搞怕了，特别是年岁略大一点的，都经历过反右运动，生怕这次运动降到自己身上来。晚上八点，各地电台联播节目里公布了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它是以北大聂元梓为首的七个人写的，内容是攻击北京大学以陆平校长为首的校党委，镇压群众起来闹革命。第二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转载，并发表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这岂不是造反了。一组大学的师生竟敢指着校长鼻子骂街，按反右的历史教训来看，这不是反党吗？怎么报纸还为他叫好呢？莫不是反右前的重版，引蛇出洞，我想。可是，年轻人不是这么想的。这把火一点，全北京市大学、工厂都动员起来，纷纷贴大字报向本单位的党委开火，使得单位领导人非常被动，不知如何对待为好。
我的思想是完全站在群众这一边的。因为自从反右远动后这九年来，几乎从上到下都是一言堂，共产党员说了算，官僚主义日益严重，老百姓牢骚满腹，有苦难言。积累了这么多年的怨恨苦水，一下子都吐出来，当然势不可挡。尤其是五十五个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年轻人，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大字报写得满天飞，北大清华每天引来千万个前来取「经」的人。 无形中，大学的群众运动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这样的一个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免出偏差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应该由上面派工作队来指导，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保皇派。另一派则认为，我们大学生自发起来造反闹革命，不需要什么保姆来管。这就是以后所谓的造反派。由于北大的那张大字报，聂元梓一下成为了造反英雄，她到处煽风点火做报告。很快，全市各高等院校都以北大为模子，纷纷形成了两派，以致三派四派。每派都拿毛泽东思想为幌子。“和大”院子隔壁的北京市委机关大院，那里天天呼声震天，不仅触及灵魂深处，有时甚至触及皮肉，因为除了革命口号，我们也听到哀叫和求饶。而“和大”这边，依然温情脉脉，歌舞升平，一派世外桃源景象。这是为什么？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作为国家机关的重要部门，就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冲击一下我们单位里的官老爷们啊，我心里想。
可是，偏偏在这么热火朝天的运动中，「和大」一片平静，我自岿然不动。而且不断地听到这种论调：「和大」单位小，没什么问题。
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我们「和大」新调进来的年轻人开始憋不住了。他们在反右时期还是孩子，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就纷纷自发地骑自行车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回来就向大家介绍情况 ，蠢蠢欲动。可是，机关领导按兵不动，也不支持大家写大字报。
负责政治、人事工作的王秘书长并且在下面要人们警惕，注意那些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人，准备抓黑手。我听到此话更是心有余悸，哪敢乱说乱动。
谁知，8月5日，传来了一个大消息，毛主席在中南海贴出了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随后，他又提出：“要揪出身边的赫鲁晓夫，要从灵魂深处闹革命。”
我对毛主席是更佩服了，他身为党主席，国家领导人，但他脑子内想到的永远是人民群众。他已看到，在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官做老爷，他看到国家在改变颜色，因而他提出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我开始回忆起青海的四年，想起当地老百姓的苦日子。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和他们在一起，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大西北，有些穷山沟沟里，老乡一家子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才能穿，其他人整日只得蜷曲在炕上。
而这里的高级干部，锦衣美食，坐在轿车里，还要将纱窗拉得严严实实，把自己和人民完全隔开，让我特别反感。我对刘少奇那种官僚作风也深为不满。你们自称是为人民服务的，可是你们为什么怕面对群众呢？我那时，哪知道上面中央领导人的内幕。 只觉得毛主席说的那些话，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们单位有些领导人就象他所批评的，就是不愿意闹革命。我的心开始动了起来。我觉得毛主席真太伟大了。
因此，我联想到我们的“和大”，不也是应该好好改造一下了。两天一小宴，三天一大宴，不全是老百姓的财产。我们单位的年轻小将一看到毛主席也写大字报，也开始写大字报了。单位领导也不得不同意，把我们的会议室辟为大字报室。我刚刚想动手写大字报，但我又动摇了。你过去的苦头受得还不够？目前，你所得到的一切来之多么不易啊！你可一定要接受反右时的教训，少说话，多工作。哪怕天塌下来，也不要头脑发热。大字报让别人去写吧！
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周总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从外地串联到北京来的红卫兵，我有幸成了“八一八”这个有历史意义日子的见证人。那一天， 国务院邀请在北京的长住外宾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一起检阅上百万的红卫兵大游行。我被领导分配，负责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宾的座席。一听说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我欣喜若狂。那时的天安门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多么神圣啊！回忆刚解放，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还是大学生队伍里的一员。在茫茫人海中，我曾经是多么虔诚、多么激动地翘首仰望过它啊。那时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幻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也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该是多么幸福啊！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而且是与毛主席一起登上城楼。古往今来，有哪一个领袖能与毛主席比啊！当时我想。
八月十八日那天早晨，我陪同美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叙利亚的马海德和日本的西园寺公一等等鱼贯登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上坐满了几十万红卫兵，他们头一天晚上就来到这里，为了今天能见到毛主席，整整坐了一夜。广场上，红旗和语录组成一片红色海洋。那场面太壮阔感人了。我相信，即使再没有革命热情和胸怀的人，见到这样的场面，心中也会被激出火花来。就在那一刻，我快速地反省了自己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消极心态，我对自己说，这么伟大的革命运动，你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怎么可以坐视观望呢！
脑子里正在“天马行空”，忽然看见周恩来总理向我站的地方走过来。他一脸倦容，右手习惯地插在解放军军装的排扣之间。时间尚早，大部分观礼的首长还没有到，总理一定是不放心今天这么重大的活动，提前来检查的。突然，总理朝我摆了摆左手，笑着说：
“年轻人，过来，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好象见过你。”
“我叫关愚谦。现在「和大」工作。” 我快速走到他的身边说。
“关愚谦？” 总理又好好地看了看我说：“我记起来了。你不是关锡斌的儿子吧！” 总理问。
“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更得体，我想起建国初期在老外交部和邓大姐跳舞时见到总理的情景，只好应承着。
“怪不得，长得很象你爸爸年轻的时候。” 总理微笑着说。我早先就听我父亲说起过，当年他曾与周恩来一起在天津办过“觉悟社”，是一个革命组织，后来他们又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
“走，陪我到城楼那边走走。” 总理指了指城楼的东边。
天安门城楼相当开阔，从东到西有好一段路要走，我怀着一种极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走在周总理的身边。
“总理，您看上去显得有点累。”我总算想出一句词来了。
“是啊，昨夜一夜没能合眼，检阅红卫兵了。”
“为什么夜里还检阅啊？” 我问。
“你们年轻人想不到啊！毛主席他老人家年纪大了，到天安门城楼来检阅红卫兵是很累的。上百万的红卫兵队伍在三个小时之内要安全顺利地通过天安门，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不放心啊！为了不出差错，就先预演一次。结果昨晚整整折腾了一夜。”
“您也得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呀！总理，您和毛主席谁的年纪大？”
“我和主席的年纪差不多大。可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我不能和他比。我们不但要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更要照顾好他的健康，他越健康长寿，对我们中国人民越有利。” 总理坚定而有力地说。
“你父亲好吗？我和他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总理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沉思。
“我父亲很好，他常常提起您，教导我们以您为榜样。”
“我不重要。” 总理摆了摆手说：“毛主席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必须把毛主席的著作学深学透。”
这次短短的谈话，一直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在后来的海外生活岁月里，我曾采访过许多世界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但没有一个人象总理，能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的谦逊、他对毛主席真心的敬佩和忠诚，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时想；总理对毛主席都那么尊敬，那么深信不疑。我一定要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
毛主席来到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我向毛主席、周总理站的方向引颈长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和总理谈了话，又见到毛主席，我激动了好几天。心里热血沸腾。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眼看国内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而我自己还是那么私心重，怕使自己重蹈覆辙，这怎么对得 周总理对你的信任。为了祖国的江山不变颜色，你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三天三夜，用毛笔写出了一份长达三十六页的大字报，严厉地质问：为什么我们“和大”这样重要的单位，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竟然如此冷冷清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这张大字报，用那时流行的话说，是揭盖子。虽然我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明白，我的矛头是针对“和大”领导的。一时间，这张大字报成了机关议论的中心，有的对我怒目而视，有的向我表示同感，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则感到受到启发。
没过几天，我便听到了极其可怕回响。有人说，“和大”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要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为自己翻案了。一天晚上，有一个平时和我很要好的同事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拉住我，悄悄对我说：“你可要小心啊，咱们单位的领导已经找了许多人谈话，要广大群众对你加以提防，说你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
坏了，那帮保皇派们一定翻看了我的档案，想拿我的右派问题做文章了。想想六二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又重提庐山会议的旧事，结果受到批评，无权与会的彭德怀就因为听到风声后，写信辩解，结果被毛泽东说成是企图“翻案”，彭德怀的命运由此更糟！我是个小人物，要是被扣上“翻案”的罪名，怎么得了？我忽然后悔起来，狠狠地责骂自己，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好象世界上没有你，就革不了命似的。瞎积极，到头来，自己倒霉。 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白纸黑字，覆水难收。
那一夜，我坐到天亮。
十岁儿子写反动标语？
随着社会上的动荡，“和大”也很快象其他单位一样，分化为造反派和保皇派。造反派认为，“和大”领导有非常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长期脱离群众，压制群众造反闹革命，应该自我检讨；另一派则极力保护领导，把造反派的行动说成别有用心，并提醒大家，要警惕和防止以造反为幌子的“黑手”。所谓“黑手”，是指暗中进行阴谋活动的人。
“和大”的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我自从写了那张几十页的大字报后，尽管已经后悔不迭，但抽身是不可能了。但年轻人不管那一套，一个星期日，有十几个比我小差不多十岁的年轻人主动来到我家，和我研究今后的对策。谁知第二天单位里就传成了大新闻，有人断言：“右派份子这下可找到老窝了”。我那时也管不了那么多，认为只要相信毛主席，是不会错的。
模仿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们制定了以下四个策略：按兵不动，引鱼上钩，诱敌深入，迎头痛击。第二天，机关里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着机关王秘书长，面带微笑，背后藏了一把刀。结果两派的人在楼道上吵了起来，一方要撕，一方不同意。在这之前，尽管外面大学、工厂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但我们的单位的秀才们还很文雅，基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张漫画竟然差点引发出武斗，倒让我们这一派的秀才们有所反思。
当天下午，小黄主动撕下了自己的漫画，并写了一份检讨书，承认这样做太过分，不利团结。而保守派不领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什么“无赖、可耻、反动分子、黑手、右派”的大帽子，全给我们扣上了。大家生气之余又挺得意，觉得“引鱼上钩”这计策灵验了。
机关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楼下大厅。其中有一张大字报贴在一个不显眼的位子上，但却是一颗重磅炸弹。它的矛头第一次点名地指向了以王秘书长、办公室何处长为首的单位领导。被激怒的领导赶忙召集会议，布置任务抓黑手，揪右派，准备向批评他的人“秋后算帐”。
大家听说，王秘书长还列了一个黑名单，凡是以前定性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都在里面。这一消息激怒了不少一直旁观、采取不介入的中间派，一下子也倒向了造反派。用红绿兰白纸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再次铺天盖地贴在大厅和过道的墙上。矛头指向王秘书长等人。
就在这节骨眼的时候，我们单位接到了一项接待外宾的任务。由于对方身份很高，计划中提到由周恩来出面接见。周总理一读到「和大」秘书长签发的那套罗嗦的接待计划，就对陪同外宾来的「和大」法文翻译张麟玉等人随便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的接待计划还是那么老一套，没有新意，我看你们和大还没有造反团吧！”
周总理在我们「和大」威信极高，张麟玉又恰恰是我们造反派的头头，他一回到单位立即把总理的话告诉造反派的人，无形中给我们打了一针振发剂，大家一呼百应，“和大”的“革命造反团”就在当天趁势成立了。张麟玉为总负责人，我也被选为领导小组的成员，负责造反团的对外联络工作。
1967年新年的时钟刚刚敲过，上海的工人组织宣布夺取市政府大权，我们的秘书长们大部分已经成为被批判对象，当时的党组织已几近瘫痪，大权旁落。唯一可与造反派结合的是军队来的杨骥，我们造反派无形中成为了领导班子，凡决定机关的重大事宜，原来那些“德高望重”的领导，开始谦逊地找我们造反团的头头商量一起做决定。
我们不断听到社会上其他造反派的壮举：以向“四旧”开火的名义，烧图书，砸商店，毁路标。他们冲进古老的庙宇，将多少年多少代人保存下来的珍贵的文物古董砸烂。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是，由大连海运学院十五名师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步行两千里到北京串连。《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掀起全国串联高潮。扒火车，抢轮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生产停下来了，而人如中了邪的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运动不断升级，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文革小组成员陶铸都被红卫兵揪出来，被打成反党分子、内奸和叛徒。接着传出了越来越可怕的消息：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活活被打死，著名作家老舍自尽于太平湖。有名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一夜之间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警察、军队眼见红卫兵到人家里去搜、砸、抢、烧、明明看见马路上被红卫兵闹出人命案，他们也不敢出来阻挡。因为这是革命行动，这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啊！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口号一出来，全中国则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年轻学生开始到军队里去夺取枪支，各个派别之间已经打红了眼，各个城市都开始了真刀真枪的街巷战。
阶级斗争已经遍地开花，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就听人说，我儿子小新和隔壁邻居的小钢在过道墙上写了反动标语，被人发现了，公安局刚刚派人来过，拍了照相，回头还会有人来。这消息传到我们这楼里，弄得全楼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这一楼，共有十来户人家，差不多都有孩子，年岁也都差不多，属我和戈壁邻居姚宗的两个孩子小新、姚钢最调皮，因而有什么坏事，都往他们两人身上推。
我一听，神经马上爆裂了。在这年头，没有比写反动标语污辱毛泽东的罪行更厉害的了，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小新才十岁，不懂事，当然一切都要算在老子的账上。教育无方嘛。我再三审问小新，他一口咬定不是他所为，也不愿说出是谁干的。
我心里暗暗高兴他不出卖朋友的行为，但也希望知道，这事与他确实没关系。为了这一件事，弄得本来相处很好的邻里互相很不愉快，我心里开始反感起来了。毛泽东为什么就那么神圣？不能碰一碰？孩子他们不懂事，哪能责怪他们呢？我又到过道墙上仔细看了看？哪有什么反动标语，只是墙上写着毛泽东的名字，时间已久，痕迹已经不清楚了。也不知是谁，下楼梯手欠，顺手在墙上用指甲划道，把毛泽东的三个字也带上了。这就是反动标语。我看了以后，真是怒从胆边生。这种无中生有也太过分了。我于是亲自到当地公安局把情况详细告知，他们才没再查问下去。
我得罪了恩人廖承志
我在单位造反团负责所谓对外联络，即和中央部门各外事单位，如外交部、对外文委、外贸部、中联部的造反组织保持联系，互通消息。某天下午，我到对外文委参加外事口造反派联络站的碰头会，忽然有外交部的一个年轻造反派成员透露，外交部的造反派准备要在人民大会堂斗部长陈毅，并要揪出其后台周恩来。希望各单位支持。
陈毅是我父亲的老上司，在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曾做过他的翻译。他也是我尊敬爱戴的人，周总理更不用说。我立即打电话给“和大”造反团的领导小组请示，怎么办？小组领导成员马上表示：“坚决不同意，不然就退出联络站”。这正是我想说的。我立即向外交部造反派转达了此意见，别的单位也有些人认为太过分，结果大伙闹得不欢而散。
自从造反团夺了“和大”大权以后，我虽然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但在心里却再三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不要锋芒毕露，你和那些年轻小将不一样，你是有历史包袱的人，要接受历史教训，不然还会倒霉的。我知道，目前虽然一帆风顺，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造反团的夺权是不满意的。一个从军队里调来的疯疯癫癫的年轻打字员小任，说话语无伦次，却忽然又指名道姓地说我是单位的“黑手”。我一听这个词，本能地感到脑后冷风嗖嗖。
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说，越南南方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军事代表团，指示我们在北京饭店为他们组织一次招待会，并由当时的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出面主持。这是我们造反团夺权后第一次接受组织外事活动的任务，由我坐镇指挥。招待会进展得很顺利。廖公和我很熟，他的家我去过，和他爱人经普椿以及孩子们都见过。而且我把他当作我的恩人，因为，如果没有他支持，我是调不回北京的。谁知，快结束时，单位造反团突然打来电话，要我把廖承志请到“和大”来和群众见面。我立即明白这“见面”的意思，是要廖承志接受群众面对面的批评。
在我们机关里，已经有过很多张大字报，批评廖承志的官僚作风。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公子，解放前一直在周总理麾下，从事统战工作， 他不但在党内很有名望，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个名人。
有一次，老挝的富马亲王到北京来，廖承志要请他吃“龙虎斗”，也就是以蛇和狸猫为主料烧成的广东名菜。那时的北京哪里去找狸猫啊！廖公只是随便说说， “和大”秘书长就急了，让我们出高招，我们只好把电话打到广东，弄得人家哭笑不得。这个段子后来让周总理知道了，总理半是批评半是调侃地问他：“小廖啊，是不是大少爷脾气又犯了？”在总理面前，廖承志可就潇洒不起来了，必恭必敬地接受批评。这一幕是我亲眼看见的，当时我碰巧在旁，觉得双方都很有趣，也看得出二人的交情。
以前，有关他的这类事常常是作为名人轶事传来传去，而现在，在文革期间，一下子变成了他的罪证。
正由于文革时期，人人斗得眼红，廖公被周总理保护起来了，人人很难见上廖承志一面，这次他来是周总理给的特殊任务。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造反团头头要我务必要把他“请”到“和大”来，这不是“将”我的“军”吗？我知道弄不好，此行会成为“鸿门宴”，要真那样，我那担待得起这个责任。但电话那头强硬地说：“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怎么办呢？我只好赶快去找廖公。廖公那时已穿好大衣，正准备下楼。
“廖公，请您等一等。”
“小关，什么事啊？” 廖承志笑着问我。
“我刚刚接到‘和大’造反团的电话，委托我务必请您到‘和大’去和大家见见面。”
他一听这句话，脸色马上变了：“小关，我正在疗养，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今天来是特殊任务。你对造反团解释解释，下次吧，我另找时间准和大家见面。”
我从心里真想放他一马，但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于是试图说服他：“廖公，其实‘和大’的同志们对您没有什么大意见，您就去见见他们吧。您这次主动来了比以后用其他办法请您来，不知好多少倍。我保证，最多耽误您一个钟头。我负责送您出来。”
“就一个钟头？”
“就一个钟头，我以生命保证。” 我急不择言地说，说得连廖公也笑了起来。
我本以为，造反团是在小范围里和廖承志见面，谁知道，等在大会议室里的却几乎是全体干部职工。他们又是呼口号，又是控诉，会场顿时难以控制。我感到自己又办了一桩大蠢事。我不想让战友们觉得我这人有资产阶级温情，但我也不能得罪廖公啊。我不停地看表，刚到一个小时，我立即起来宣布：
“廖公还有别的事，我答应只占用他一个小时，现在时间到了。” 我搀着廖公，趁大伙还没回过神来，我们已走出会场。我把他送上车，向他的司机小孔一摆手，他一踩油门，飞快地离开了。
她也把我母亲叫妈妈
那是一个闷热的仲夏之夜，晚上我回家，推开门，母亲正和两个陌生的女孩子闲聊。出于礼貌，我向她们点点头，其中一个觉得有些面熟。“愚谦，这是阿德呀！”母亲招呼着我说。想起来了，十几年前，我母亲在上海教诚小学教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小女学生家境贫困、无依无靠，和外婆一起生活。由于营养不良，她得了淋巴结核症。这在当时是危及生命的病，母亲燃起了恻隐之心。当时母亲自己生活并不宽余，但她还是从她的工资里，拿出一些钱来给她治病、买鱼肝油之类的营养品。由于她年轻，竟然很快痊愈了。为了表达她对我母亲的养育之恩，也就喊我母亲为“妈妈”。我们则称呼她的小名－阿德。
“你好，愚谦哥。” 阿德叫了我一声，并用关切的眼神注视着我。
“来串联的吧？” 我问了一句。
“嗯！学院里已经不上课了，学生都外出串联，我们到北京来玩玩，顺便也看看妈妈和你。这是我的同班同学。”
“愚谦，阿德他们头一趟来北京，抽空陪她们好好玩玩。该上那儿你最熟。” 母亲嘱咐我说。显然，阿德来看她，她非常高兴。
没想到，过去一个小姑娘，现在长大成人了，大大的眼睛，如满月般的脸庞，笑时露出满口如玉般的白齿。我们单位正好成天乱哄哄，接待各地来串联的小将，没什么正事可干。第二天我就向单位请了事假，说有上海来的亲戚来北京，我愿陪他们转几天。
当导游，是我的本行，熟门熟路。我给阿德讲北京的胡同，带他们去故宫、游颐和园、逛西山、观寺庙，给他们讲清代皇帝的皇宫生活、北京人的笑话，暂时将单位烦人的事忘了。
阿德住在我们家，早晨帮母亲准备早饭，抢着洗碗。晚上回家的路上总要买点菜和零食带给母亲。临走前两天，阿德不顾母亲拦阻，非要把家里的被褥里里外外拆洗干净，再重新缝订好。我有些惊讶，刚二十岁的小丫头，真懂事。
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我送阿德到北京火车站。她坐在公共汽车上还说说笑笑的。怎么火车开动的一刹那，阿德挥动着手，隔着窗户，我看到她脸上挂着泪水。我糊涂了。她为什么会如此难过啊？莫不是她对我起了好感？
很快，我收到了阿德的信。她在信中用她那秀丽的字，描写天空，形容大海，她则是一个孤独的海鸥，飞翔在浩瀚的大海之上。最后她飞到一个春暖花香的地方，迂见了我。从她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她对我的含情脉脉。我心里感到甜丝丝的。我很快地复信给她，也表示了我很喜欢她，愿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
1967年，为了让常住外宾了解一下上海工人造反团夺权后的情况，国务院外办要我们单位组织常住北京的外宾到上海去参观。这里不但包括我们「和大」的，还有电台的李敦白，外文出版社的爱泼斯坦，卫生部的马海德，造反团则派我为领队。在上海期间，我接触了阿德两次，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懂事、对人和蔼可亲、有教养的女孩子。她虽没有美珍那么漂亮，但是，她对我母亲那么好，也非常喜欢小新，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不过的。
她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当一对夫妇感情上已经出现裂痕的时候，最怕的是第三者的介入，我完全陷入了情网之中。回到北京不久，正逢山西大乱，大学已经不能继续上课，美珍借机回北京探亲。当天晚上，她还未等我开口，就提出让我母亲到姐姐家去住的要求。我一听火冒三丈，立即否定她的意见，并且向她说：
“美珍，你已经知道我们两个人感情越来越疏远，何必再这样拖下去呢。”
“我知道，那你想怎么办？”
“我们离婚吧！”
“我同意离婚，还是那个条件，先想办法把我调回北京。” 美珍不动声色地说。
“我已经想过多种办法，但我无能为力。”
“去找你的爸爸，他总会有办法的。”
“现在这个时候，他自身难保，能有什么办法？别再拖了，还是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我不耐烦地回答。这种坚决的态度，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没那么容易，离婚可以，得等我调回北京。” 她也开始火了。
“不行，我们立即办手续离婚。” 我开始大嚷起来。
“你是不是外面有了人了？” 她凭着女人的直觉说。
“是的，我爱上了别人，我不能再和你一起生活下去了。” 我直截了当地说。当时的中国，打内仗已是家常便饭，每个人都非常急躁失常，我明明知道，我这样激她，无济于事，但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
我的态度大大刺伤了她。可怜的美珍，这次回北京是来避难的。当时在太原，人人斗红了眼，她又是「摘帽右派」，日子更是难过。我甚至没有听听她此次回京的打算，更没有问她在山西的生活，就直接提出离婚，这岂不是把她逼得无路可走吗？
她被激怒了。趁我第二日上班之际，她在家里翻箱倒柜，竟然找出我给阿德拍摄的一叠照片。铁证如山，我在外面有了外遇。当时的社会，“乱搞男女关系，对妻不贞” 都是最敏感的，与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的。红卫兵想搞臭一个当权派，往往就先从私生活下手，美珍抓到照片的把柄，开始也以此来威胁我，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如果我没有贴出三十六张大字报，如果我不是造反派领导成员。一切还好办。现在，两军对立，都斗红了眼，我的私生活问题一曝光，不但我完了，我们的造反派也不得好下场。我只好忍气吞声，受美珍的支配。
美珍一见得势，一不做，二不休，于一天晚上，当我下班回家时，她招来她家的亲戚和朋友。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我写检讨书，要我交代与阿德交往的细节，以及我是否还有别的“私情”。如果我不老实交待，她就要到我的单位告我，说我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这一招比什么都厉害。阿德和我的友谊再纯洁不过了，两人又住两地，这种感情也是绝对神圣的。美珍怎么采取这种办法对付我呢？那个时候，男女关系虽说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但谁犯了这条，谁就会受到不亚于政治犯或刑事罪的处罚。调离工作，下放边疆，还算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青海劳改农场就有几个因为“个人生活作风问题”而遭发配的难友。
我象不认识美珍似的盯着她， “啪”的一声，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是美珍干的。她竟然当着一屋子人打我。那是北京的夏天，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左右邻里都听得一清二楚。我没有还手，但却痛在心里。那个温存美丽、手无束鸡之力的美珍，竟能动起武来。
“逼供信”是文革中盛行的做法，没想到先在我家发挥了威力。我只想赶快把这事糊弄过去，你说什么，我都承认，争取“宽大处理”。我最怕她把这事捅到我的工作单位，我的处境已经不妙，千万不能再授人以柄了。否则，可能要再次下青海，以“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罪名与老朋友重逢了。
美珍远比她的外表坚硬。她写信到上海，唆使她的亲戚到阿德家兴师问罪，把阿德打了一顿。阿德不敢写信给我，而写信告诉了我的姐姐。我对美珍绝望至极。我发誓，即使死，也不能再和她一起生活下去。美珍有杀手锏，她已摸透我的心态，只要我态度不好，她就用告到单位的话要挟我。
我和美珍就这样僵持和冷战着。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刚进家门，就看见美珍手中高举一封信说：“上海来信！上海来信！”看她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心里想，莫非是阿德来信？自从阿德在上海挨打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我为她无辜遭牵连感到内疚。
“把信给我。” 我尽量平静地对美珍说。
“为什么给你。你先告诉我是谁的来信？” 美珍洋洋得意地说。
“我怎么知道是谁的来信？是我的信你就应该给我。”
“是你的信。就是不给你。”
美珍啊，美珍！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更何况我们还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日子。想当年你被打成右派时，我是多么不顾一切地护着你，你现在却这样地对待我，大家好和好散，为什么你这么对待我呢？好吧，你要把我告到单位去，你就去吧！家都成了这个样子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冲上前去抢信，她就是不给，我抓住了她的手，她使劲一挣，我们两人都翻滚到了地上。
信终于被我抢到手。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空白信封！竟然是她的一个圈套！
“离婚，离婚，今天我们就离婚！” 我冲她大声喊道。
“你还跟那个臭女人有来往，是不是？你还竟敢和我动手！关愚谦，告诉你，我一不做，二不休，我明天就把你的丑事捅到你单位去，看你有什么好下场！”
“你去吧！我什么也不怕！” 我一扭头离开了家。我认定美珍不会把这件事捅到机关去的。美珍决不会是这样的人，她再怎么丧失理性，也不会走这一着。而且对她也不会有利。
我的估计完全错了。
一天之内，全机关传遍了关愚谦的“丑事”。“和大”院子一下子贴满了我的大字报：关愚谦作风恶劣、乱搞男女关系！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关愚谦右派本性不改！揪出在“和大”挑拨离间、搞浑水的造反派里的黑手！揪出我们造反派里的牛鬼蛇神！打倒关愚谦，实现大联合！打倒关愚谦，实现三结合！
真是墙倒众人推，不但原来我的对立面，甚至我们造反派的人也都参加进来。“和大”院内一片打倒关愚谦的大合唱。
我觉得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我成了众矢之的，我本来，被认为是挑拨“和大”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这还可以解释清楚，现在又加上更要命的“生活作风”，哪还有我辩解的机会，哪里还有我的活路！？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没想到上中学时常常背诵的“哈姆莱特”里的台词，突然跳到我的现实生活中。我是否还有活路可走？会将我重新发配回青海，还是在北京就地“解决”：游街，开批斗会，接受众人鄙夷的目光和唾沫，让我的对手偷偷发笑？
如果说真是因为“政治问题”再次发配青海，我也认了，哪怕我的对手用的是卑鄙的手段。可这次，我莫名其妙地栽在家人的手里。
我想起佛经故事里的《思想本生》：菩萨转生在拥有八百万财产的婆罗门富豪家，父母去世，给他以启示，人总是要死的，聚财何益？于是，他散尽家财，入喜马拉雅山修定，他以树根野果为生，终于获得五神通八定。他在山里呆不住了，他想出山讨点盐和醋，以增强体质。他认为自己是有德之士，凡向他乐施的人，能够进入天国。一路游荡，菩萨闯入了御花园，坐禅一天。第二天，他来到王宫门前，国王被他的风度所吸引，向他请教治国经略。国王为此将御花园赏给他，为他建屋，还为他配备一名园丁。他一住就是十二年。
国王要赴边境平息叛乱，留下王后照顾菩萨。有一次，菩萨赴王后的宴请，王后的外衣正好滑下，菩萨看见了王后的下体，顿时心乱神迷，禅思消失。回到御花园，他一连躺了七天，还是无法战胜自己的情欲。
国王胜利归来看他，他说：“大王，我受伤了。” 国王赶忙要查看他的伤口，菩萨说：“大王啊！没有人伤害我，是我自己伤害了自己的心。”说完，菩萨念了三首偈颂，然后谢绝国王的挽留，返回喜马拉雅山继续修禅，直到死后升入梵国。
中学时就读到这个故事，不太懂。而眼下，我明白了。人总是很难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东西，总觉得自己修成正身，可以闯荡江湖。菩萨犯了错，还可以返回大山里，我却不能，青海不是修行的地方，在那儿呆久了，要么身体垮掉，要么发疯。我本来也可以悠哉悠哉地在“和大”的花园里享受生活，可我缺少定力。我不但伤了自己，还伤了妻子和阿德。菩萨是半人半神，而我是毛毛糙糙，缺乏自我反省的俗人。因而我选择了一条抗争的路。
我要抗争，我要我的人格和尊严。
我想到了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