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4日
刚到上海，从我们的朋友、作家陈丹燕的电话里获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一方面我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另一方面我激动万分。因为，莫言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德国，在我们汉堡的家认识的。最近一次见面是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他在回答记者提问上的幽默语言和他对不友善的提问假装似懂非懂的卓越表现，使我喷饭。我认为他才是真正的一流外交家。
莫言，一个耿直、聪敏又带有乡土气息的中国作家和我这个从小住在大城市上海、喝洋水长大的海派臭老九截然不同，他来到汉堡作报告，慢声慢气，动作毫不夸张，但是，说出来的语言，就好像让听众嘴里含一个青橄榄，回味无穷。有时，我真想从他嘴里掏出他的真实想法，但是，比上天还难，因为他那魔幻的脑袋里存储的素材太丰富了，不是一时半时能分辨得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的胃一直出毛病，有时痛得不得不推辞重要的活动。但他依然坚持写作，写出一本本不同色彩的好书来。令我肃然起敬。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人类的悲剧》并不是在莫言拿到诺贝尔奖后，他受到国内外一些媒体和激进同胞的诋毁、否定、以至谩骂想起的。也是笔者亲深的感受。在世界上确实有这么一批所谓的政客、文人墨氏和那些只喝了一点墨水就自以为是社会批评家的狂人，他们往往先入为主地给某个人、某个作家毫不负责地扣上什么代表官方、亲共、亲台独、亲西方或者低级、下流、无耻的大帽子既未好好地读过对方的作品，更谈不上咀嚼过它的内涵。这样的实例，举不胜举。譬如在北京奥运期间，当我向德国一些媒体客观地介绍中国这些年来各方面的成就，他们之中一些人，立即给我扣上大帽子“亲共份子”。一个德国电视台本计划为我们怕一部电视片，但因为我批评德国“明镜周刊”侮辱中国留德学生都是中国派出的技术间谍，竟说“关先生最近走向政治极端”而撤销了。我听了心里反而安慰不少，心想，如果真的让他们拍了，还不只会拍成什么样子呢？人类的悲剧！
笔者认为，以偏概全、片面主观地评说一个人，是普遍人类的弱点。刚刚告辞世界的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就因为他于六十年代出国访问了当时的俄罗斯和中国，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说他赤化而策划了朗诺政变，使他流亡国外十几年。人类的悲剧！
被我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刘宾雁，就因为他于八十年代敢于揭露、批评党内的腐化贪污堕落，说他反党而被开除党籍，永生不让他回国。人类的悲剧！
莫言得诺贝尔奖了！成为全世界的关注对象。德国《镜报周刊》一作者又长篇贬低他，说他是中国敢放的代言人. 就拿对待莫言写的《丰乳肥臀》为例，他的原单位领导把它批得体无完肤，说它“粗俗而淫荡”，要他写检讨。但是，在国外也有这样的所谓华人诗人和评论家，把莫言说得一文不值，说成是共产党代言人，因为他是官方的作协副主席。而他的作品，他们根本没看过。悲剧！有位很客观的华人评论家这样写道：有的人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而且我想说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的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口号，变成宣传品。
法新社以评论文章评价称：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的评价称，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莫言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的另一面。
莫言说:“我是一条不愿意被人网住的鱼。许多评论家都在关注、研究我的创作,他们有的把我归为“寻根派“,有的把我划为“先锋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新感觉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意识流“,但我不停地变化,使他们的定义都变得以偏概全。当把所有高难度动作全尝试过了,我准备以最平实的语言、最传统的方式,老老实实地写一部长篇。”